中國的曆史很複雜，有統一，有分裂。有漢族大一統政權，也有異族大一統政權；有純粹漢人分裂對峙，也有漢族和其他民族分裂對峙。在民族、文化、地理每一個坐標係下，都會呈現複雜多樣的情況。
如果單以漢民族民族主義的立場看，我們中國的曆史是被中斷過至少兩次的，至於遭外族入侵更是不計其數。接下來我們要讀到的五胡亂華，就和日本侵略中國一樣，是標準的異族入侵。
如果站在文化的坐標係下，以“中華民族”觀照，唐宋元明清是一樣的，五胡亂華也可以解讀為民族融合的開始，這個角度是以“結果論”看問題，隻要最後都服膺我中國文化，華夷之辨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畢竟又生活在新一輪的華夷有別的世界，所以，一味講結果論，也有漢奸的嫌疑，也不利於民族精神的凝聚。
我們對古代的民族鬥爭，采取了階段論和個案的處理方法。在異族入侵的階段，反抗入侵的是民族英雄，比如嶽飛，比如文天祥，比如史可法，包括顧炎武、黃宗羲，也是有民族氣節的文人，洪承疇、吳三桂自然就是漢奸；但是當外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統帝國穩定下來以後，立場又漸漸發生了變化。我們會發現，在很多的曆史和文學文本裏，同樣在清朝做官，洪承疇、吳三桂是漢奸，其他和女真人合作的漢人卻不是漢奸了。甚至吳三桂這一個人，前期他犯的是漢奸罪，當他後來舉起反清旗幟的時候，他的罪名則是對抗中央割據分裂。這種以時間推移改變性質的曆史觀，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現實意義，也有經不起推敲的荒謬之處。如果結果是所謂融合，那麼當初的反抗和犧牲還有多大價值呢？
我們接受今天民族融合的結果，但是不能忘卻過去的對抗和犧牲，也不要回避被征服的屈辱，更不能貶低民族英雄的精神價值。把嶽飛、文天祥從教科書刪掉以適應民族團結的大氣候，這是幼稚的，更是短視的。
另外，和大宋帝國並列的有遼國、西夏國等，司馬光是不是把他們也當列國待之？宋帝國始終沒有混一九州，配不配享有天子的名號呢？
（四）“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嚐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複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製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製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晉、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司馬光認為曆史的價值是記載國家之興衰，描寫生民之休戚，使後來者能有正確的是非觀和選擇，能從中得到勸誡。他不讚成孔夫子的“春秋筆法”，不讚成把曆史寫成觀念的曆史。這一點當然是難能可貴，不過，人往往是這樣：宣示自己的觀念是一回事，在實踐中做成什麼樣子又是一回事。作為曆史學家尤其如此：宣布自己是客觀敘述容易，不在敘述中摻雜自己的立場是很難的。
司馬光宣布，他的《資治通鑒》在此以後的紀年，除了晉、隋、唐三個大一統帝國以外，其他分裂時代，“不得不取魏、晉、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司馬光反複聲明“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但是，後來朱熹對他“不講政治”提出了批評。
司馬光在最後說：“昭烈之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司馬光對劉備吹噓的“中山靖王之後”不感冒，到了司馬光時代，他見過的假冒高貴血統的騙子就更多了。況且，我們從劉備後來的所作所為看，他也並沒有表現出繼承光武劉秀遺誌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