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mào），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
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諸葛亮給劉禪留了一份《出師表》，又留了幾個輔導老師，於是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北伐。
諸葛亮北伐是後世史家可以喋喋不休討論的話題。如果簡單地看，諸葛亮北伐就是為了擴大地盤，當時所有的軍閥和割據政權都是這麼做。但是這麼簡單地認識理解諸葛亮好像又不對頭，正常的諸葛亮是不能滿足人們好奇心的，所以我認為有“崇高的諸葛亮”和“陰謀的諸葛亮”之分。
如果不把諸葛亮北伐的動機解讀清楚，那麼討論魏延從子午道直插長安的策略對不對好不好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崇高的諸葛亮”是以恢複漢室、顛覆曹魏為己任的，按照諸葛亮本人的說法就是：“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劉備、劉禪政權確實是打著“恢複漢室”的旗號，按照表麵的、正常的理解，“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後出師表》），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問題是，劉備是不是真的這麼認為？就算劉備曾經有這個理想，到了劉禪是不是還堅持這個理想？從前後《出師表》的行文看，諸葛亮一口一個先帝，把“恢複漢室”硬說成先帝所慮先帝所托，“寄臣以大事”，不斷地強調劉備有這個理想，劉禪也應該繼承這個理想。但是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領導公開強調什麼，就等於沒有什麼，事實上，劉備、劉禪根本沒有“恢複漢室”的念頭，劉備這麼喊是借屍還魂，劉禪估計連這個屍都不想借了，他們和曹丕、孫權的思想境界是一樣的：立足割據，伺機統一；統一無望，偏安一隅。後來隻有諸葛亮一人高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理想旗幟，諸葛亮為此博得了後世無數的喝彩。因為諸葛亮有這樣的理想，所以才會傾蜀漢之全部國力，堅持北伐，這等於綁架了本想偏安的劉禪。反正諸葛亮為了理想，就差飛蛾撲火搞自殺性襲擊了。
“正常的諸葛亮”應該是現實主義的，他知道憑蜀漢這點力量滅不了曹魏，反而會長期麵臨曹魏的軍事壓力，所以以攻為守，用劉曄的話說，“示有餘也”。弱小的動物須毛賁張，弱小的國家展示出侵略性，這都是合乎邏輯的，看看今天的朝鮮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古人。
“陰謀的諸葛亮”就是內心確實有“君可自取”的野心，但是他知道，他諸葛氏要推翻劉禪，必須得和曹氏以及後來的司馬氏一樣，需要通過一場消滅敵國的勝利來積累人望，糾集死黨，這裏麵隱藏著中國帝王合法性的潛規則，就是“天下是自己打出來的”。曹氏父子是借著漢天子的名義打自己的天下，司馬父子也是用曹魏的兵打自己的天下，所以嚴格地講，他們都不是宮廷政變。古今都有人認為，諸葛亮妄圖以消滅曹魏為前提和台階，取劉禪而代之，生於亂世的諸葛亮和曹、司馬並沒有什麼區別。
諸葛亮究竟是受劉備的忽悠加入為理想而戰的洪流之中、在引路人劉備都放棄理想的情況繼續高揚理想的旗幟，還是一個忠於老板的高管，兢兢業業地為老板賺取任何可以賺到的一文錢，抑或是一個投機分子，借老板的資金（特別是在少東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做自己的生意？
如果他是為理想而戰，為消亡的漢帝國殉道，那麼魏延的計策應該是不錯的。在總體實力不濟的情況，僥幸一搏，或許能成功，哪怕是和曹魏雞蛋石頭對磕一把，也是對篡黨奪權的曹家一個警告；如果是現實或陰謀諸葛亮，不管是為了展示信心還是為了蠶食土地，魏延的計策都應該緩行，諸葛亮從後麵攆著打比魏延從中間截斷打更策略，更有回旋餘地，也更符合蜀漢或諸葛亮的長期利益。
單純軍事觀點，諸葛亮保守了一些，但是魏延偷襲長安即使成功，蜀漢仍麵臨一個守不守關中的問題。如果守，兵力夠不夠，糧草夠不夠，魏延就地取糧的思路到底能堅持多久，都應該算計。魏國如果丟失了關中，整個側麵就暴露給蜀漢，而關中、漢中、蜀中連為一體，加上隴西，諸葛亮就有當年劉邦的形勢了，到時魏國肯定全力反撲。
蜀魏邊境多年安靜，諸葛亮突然出兵，魏國上下朝野震動。不過，諸葛亮的對手不是劉禪而是曹叡，不是譙周而是司馬懿。曹叡是個好動的主兒，加之有司馬懿這樣的老手相佐，這樣的大決戰，除了要算到兵力糧草、地形天候，更要算一下雙方統帥的戰鬥意誌和指揮能力。魏延的想法是打下長安再說，諸葛亮則算計完以後，認為打下長安反而更沒有什麼好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