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三年（公元262年）
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鬥，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麵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
在網上隨便搜了一下關於“竹林七賢”的圖片，才發現用這個題材的畫作和工藝品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兩般的多。
不管是畫家還是畫師、畫匠，均把“竹林七賢”嵇康、阮籍、阮鹹、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組織到一個畫麵上，旁邊有竹林圍繞焉。隻是這七個人並不能像“八仙過海”之八仙那樣，每人都有標誌性的道具和特征，所以我們也很難分辨。
“七賢”和東漢末的“八駿”類一樣，是一種同氣相投的標榜。其實這七個人並不能全部稱賢，“七賢”也不是“七閑”，他們並不能為後世做休閑文化的代言人。比如山濤和王戎都做過大官，領導幹部都忙得很，和賢或閑都沾不上邊。另外，這七個人是不是能湊到一起合影留住，我也存疑。把他們PS在一起，多半怕是憑借想象。
另外，據學者陳寅恪講，“竹林”也不是真有一處竹林，而是東晉時期“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由此看來，畫“竹林七賢”，就以竹林環繞是望文生義了。
司馬光說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這個說法我以為不甚準確，這四條恐怕隻有“崇尚虛無”能作為七人都有的共同點。七人都能飲酒應該不假，這觀之於今日的官場就能判定，但能夠“縱酒昏酣”的，恐怕隻有阮籍和劉伶。
阮籍為司馬昭晉爵晉公寫過《勸進表》，這是都城洛陽全體幹部職工的集體意誌，隻不過阮籍文筆好，被挑出來執筆。當然他也不敢不寫，阮籍因此也可以挑官做，他挑了“步兵校尉”，所以史稱阮步兵。這個步兵不走正步，也不參加閱兵式，而是管理官家的釀酒坊，放在今天就是國有酒廠的董事長。今天的幹部要酒精考驗，喝酒是為了往上爬；阮籍則是檢驗酒精，喝醉了逃避提拔。
阮籍出格的地方不在於喝酒，吃吃喝喝算什麼錯？盛世都要靠大吃大喝支撐。阮籍的錯誤在於母親去世，與人下棋而不止，繼而飲酒二鬥，居喪期間也是酒不離口。時任司隸校尉的何曾看不慣阮籍的做派，當著司馬昭的麵斥責阮籍“縱情、背禮、敗俗”，大搞三俗，要嚴肅處理。司馬昭對阮籍和對嵇康完全是兩個態度，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分得倍兒清，沒理何曾的意見。其實何曾才是一個吃貨，每天花用萬錢開小灶，猶稱沒有下筷子的地方。
至於劉伶，拎著酒壺前麵走，馬仔拿鍬後麵跟，號稱“死哪兒埋哪兒”，不過是酒瘋子一個。他要是在今天這麼耍酷，得雇個挖掘機跟著，因為城市到處硬化，拿鐵鍬是挖不開的。
細看這哥兒幾個的檔案，都是不愁吃有酒喝不用被按在房子上揭皮（簡稱“按揭”）的主兒。官，做還是不做，對他們來說是個問題。對於每年數百萬要考公務員的哥哥姐姐們來說，這幾個矯情的家夥都應該拿磚拍死。
筆筒上，硯台上，屏風上，影壁上，畫上，雕刻上竹林七賢，是讀過幾天書、做過幾天官的雅致，賺倆銀子的暴發戶更喜歡八仙過海之類的東西，表麵上是向往清閑淡泊的生活，其實是展示物質豐厚、權勢顯赫的優越感。如果說曆史上的這七個人主要是嵇康、阮籍是真逃避的話，那麼今天崇尚所謂“竹林七賢”隻是一種偽逃避。
逃避專製尤其是惡劣的專製，確實是一個問題。魏晉以後的乃至唐宋以後的知識分子，如果真厭惡官場，不參加科舉考試就罷了，繳完皇糧國稅，帝力與我何有哉？但對於魏晉時期的高幹子弟們就不行了，不給皇上或什麼大將軍麵子，殺一個相當於免費，夷三族相當於打折，誅九族才是全價。
唐代的韓愈有一首詩《從仕》：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
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
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
棄置人間世，古來非獨今。
我覺得這首詩更有現代性，在家宅著吧，TMD沒錢；出去做事吧，又TMD辛苦。憲法上規定的很多美好的權利沒有了也就沒有了，鬧心嘔血痛心疾首的是少數精英，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隻要小心點，不偷不搶不在掃黃的時候猛發黃段子，到看守所喝開水還是小概率的事情，大家每天痛苦的是雞毛蒜皮雞飛狗跳雞蛋共豬肉價格齊飛的現實。
如果人生的意義是追求，那人生的意義也是逃避，追求和逃避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麵，是手心和手背，是正物質和反物質。所以魏晉時期“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等等，隻是逃避的一種性格。
追即是逃，逃即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