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世祖武皇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
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chù zhì）之課……
杜預在《晉書》裏和羊祜同傳。按照古往今來的閱讀慣例，羊祜是時代楷模，那杜預起碼是先進工作者。另外，在平吳事業上，羊祜和杜預也是承先啟後。和開國皇帝同時代的，定有被後人推崇的名臣，但在晉武帝司馬炎時代，被公認為名臣的，大體也就他們二位。
像一個新公司成立，老板安排人作規劃定製度，忙得不亦樂乎。賈充是完善法律，而杜預則“為黜陟之課”，“黜陟”就是人才的進退和官員的升降，也就是今天常說的幹部考核辦法。
杜預，字元凱，杜預的祖父杜畿為荀彧所薦，任河東太守，有治名，是曹操時代的名臣。父親杜恕父和司馬懿同朝為官，但關係卻處得不好，所以杜預一開始不是混得很好。到了司馬昭時期，杜預娶了司馬昭的妹妹高陸公主，仕途從此就無限寬闊了。杜預算來是司馬炎的姑父。
洛陽親友如相問，原來都是親套親。
司馬炎讓姑父杜預製定考核辦法，杜預專門寫文章闡述了自己的管理思想。
杜預說：“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在用人和考核方麵，杜預主張“議於心”而不能“泥於法”，也就是幹脆人治，不要法治，靠領導者的直覺判斷，而不要指望所謂詳盡的考核辦法。杜預說，領導者的普遍心理是“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也就是條文，其實條文越繁複，大家就越容易弄虛作假。
杜預直接點名批評了曹魏的管理思想，那就條文至密，結果是“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杜預建議晉朝恢複“唐堯舊製”：“取大舍小，去密就簡，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以他強調“用人”，而反對“任法”。
在傳統的語境下，杜預所說的仍然是儒家之道與法家之規的差別，這種討論自古而然，不過在魏晉轉嬗之際，這種討論有更多的政治意義。對於司馬晉來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士族門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儒家學說。他們強調這一點，是為了和曹魏切割。切割得好，關於“篡黨奪權”的閑言碎語就會不著力，自己的正當性就會大大加強——我們不是要搶班奪權，而是要撥亂反正，恢複唐堯舊製，先王之法。
其實曹操提倡和執行的法家路線到曹丕、曹叡手上，早就修正主義了。但是司馬氏和他們的支持者都故意忽略這一點，隻強調曹操的路線。曹操數下《求賢令》，講話極端，有違世道人心，他光強調任人唯能，隻要有本事，吃喝嫖賭貪汙腐敗都可以商量。其實司馬家也是這樣，司馬炎對石苞不就如此嗎？好多事能做不能說。曹操磊落，醜話也敢公開講，司馬氏就揪曹操的小辮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
至於今天的領導者，是靠自己的感覺來管理，還是靠規章製度來管理，我看沒有必要對立起來討論，簡而言之，對身邊的高管甚至中層，要傾向於直覺判定，對於廣大普通員工，要更多地依靠製度來管理。人治和法治在討論基本框架時有嚴格區別的意義，在日常具體的管理中，必須雜而用之。完全靠手冊製度管理容易犯教條主義錯誤，完全靠個人直覺判斷容易犯經驗主義錯誤。對於中國人來說，製定製度時莫不鄭重其事，但實際工作中，違反製度的全部是領導高層。
杜預後來在外邊做地方官，逢年過節都要給洛都的權貴送錢送禮，杜預說：“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一個製定幹部考核製度的人，日常行事依足官場陋習，這些製度還頂個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