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越聽了這麼忠心擁戴的建言，竟然勃然大怒：“此豈宜言邪！”遂斥左右斬之。其實，這事司馬越也可大可小，他們的建議不中聽，不理就是了。就怕是司馬越想聽但不想現在有人說出來，又想利用這倒黴的哥兒倆剖白自己，於是竟然將私室附耳之言作為證據，殺了此二人。
司馬越要以此證明自己以國為重，皇帝就是司馬熾了，不再折騰了，我沒有野心隻有忠心。
以前沒有核心，所以凝聚不起來，按說有了新皇帝，又有實力派司馬越忠心輔佐，朝野上下應該凝聚起來了。可惜的是，司馬家命裏沒有這個運氣。
“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
君權不容分享，司馬越和司馬熾的矛盾很快出現了，還好，司馬越沒有在家裏打架，躲出去了。
《晉書》說司馬越後來“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於己府，不臣之跡，四海所知”。天下皆知的陰謀家野心家往往不一定是真的，說司馬越專擅這個沒錯，說他不臣，並沒有事實，隻是一句大字報式的武斷“不臣之跡，四海所知”。
關於八王之亂的原因，古今議論很多。有的著眼於“報應”，說司馬懿處心積慮篡黨奪權，因為得國不正所以國祚不長；有的還是糾結於女人禍水的說法，賈南風同學長相身材差點，所以連“紅顏禍水”都夠不上，但是不妨礙她禍國殃民。賈南風廢除太子司馬遹，被認為是對晉帝國刨根揭底的危險動作。司馬遹在，有開國皇帝司馬炎的指定效應，諸王為亂最多不過是專擅，不臣是不敢的。司馬倫的高級政治顧問孫秀正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才一直提醒司馬倫要踩著司馬遹的屍體才能更上一層樓。
當然，最有現代意識的分析是從製度上找原因，不少史家都關注到了西晉的封建製和王八之亂的關聯。
所有的曆史概念都隻能在特定的曆史階段去理解，西晉的封建製是西晉特色的，和先秦不一樣，和漢代也不一樣，當然和後來明朝的封建製也不一樣。西晉的封建製是建立在秦漢以來郡縣製的基礎上的，與其說是封建製，不如說是由宗室王擔任郡縣首長而已。王爺擔任軍政首長，等於在郡縣製的木板上刷了一層封建的金屬漆。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王夫之語），這是曆史的表象。八王之亂和漢末諸侯割據其實本質上差不多，都是朝廷缺乏控製力，整個官僚體係缺乏政治價值觀的結果。沒有共同的理想價值，雖是兄弟也不能凝聚在一起；沒有把控能力，雖然是大哥也沒有用，親兄弟做股東的公司不一定會有競爭力。
中國人把血親構成的家族凝聚力誇大了，所以大家對異姓相殘習以為常，對同姓相殘同室操戈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詫異。從這個角度來看，八王之亂沒有什麼可以值得驚詫的，和隔壁鄰居老王的幾個兒子爭遺產吵架沒有什麼區別。
技術層麵的管控能力和意識形態層麵的共同理想，是西晉這個時期嚴重缺乏的東西。漢儒的思想體係和治國方略遭到了挑戰，儒家的影響力也在這個時期滑入低穀。
司馬倫篡奪皇位上台以後，在政治上也控製不起來，而是呈現一種“放”的態勢，他大量地封官加爵，貂尾不足狗尾續，鑄印不給白板封，他這是在討好士族和官僚階層，希望能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也就是我們說的“群眾基礎”。
以官爵買平安換安定的做法，在曆史上鮮有成功者。中國人很賤，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們，他們更願意匍匐在強權鐵腕人物的皮鞭下麵，對於真心誠意討好他們或願意尊重他們的人反而不放在眼裏，也不願意珍惜這種類似“共和”的和諧局麵。
專製體製不獨裁，權爭動亂相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