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懷皇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
春，正月，辛醜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於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
惠帝死，懷帝立，年號永嘉，中國吉利且典雅的詞，全用在帝王的年號上了。
八王之亂彌，永嘉之亂起。八王之亂是內亂，永嘉之亂是內亂加外患——在中國曆史的語境裏，講究內外有別、華夷之辨。倘若是外國人寫中國史，比如劍橋中國史，這些事都屬於“中國內政”，全部是中國史範疇。
在銳圓哥哥看來，劉淵和他的漢國，那是相當的“漢”，行事做派，典章製度，包括相信風水都是漢人的習慣，甚至為劉邦到劉禪的N個皇上建立宗廟。但是我們今天都把他定位為“少數民族政權”。
百度了一下“民族”（ethnicgroup/ethnogenesis/ethnos/nation/people/race）：“民族屬於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曆史範疇。民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匈奴應該有自己的語言（有沒有文字不知道），當然也有自己獨特的風俗文化以及所謂的共同心理素質。不過從古到今都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越是精英，越容易背叛自己的民族文化。像劉淵同學就是這樣，讀漢人的書，說漢人的話，照漢人的生活方式過日子，按漢人的典章創立和管理國家（王朝）。參與民族融合最起勁的也是高層人士，如拓跋魏，包括清朝的滿族。在殖民主義時代以後，也是這樣，丟棄祖宗家法的也都是精英，參與全球化的最起勁的也是精英，越是生活在窮鄉僻壤的下層百姓，反而越能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生態”。
中國人有一個很矛盾的心理，別人向我靠攏向我融合就開心，我向別人靠攏和融合就是漢奸。中國人優越感是幾千年培養出來的，直到近代，讓西方一錘子砸到底，現在賣膠鞋尿不濕有倆錢了，又琢磨著偉大複興。我一直對“複興”有點犯嘀咕，複興到哪兒？過去哪段曆史夠“輝煌”可以作為複興的藍本？
這兩天重看《大國崛起》，日本明治維新，當時日本的精英更是“數典忘祖”，不僅要脫亞，更有甚者，要引進洋妞（或是洋哥）改變日本的人種。當激進派把相撲當成“醜陋的日本”之一端要取締時，他們的反對者堅持認為這是咱大日本的國粹。
銳圓說《資治通鑒》，話題沒邊界——說到劉淵，他起兵時依賴的是本族的力量，但他要完成的事業卻不是“匈奴複國主義”。當他們的元老劉宣建議劉淵“方當興我邦族，複呼韓邪之業”時，劉淵回答道：“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瞧見沒，這老兄一開始就沒把匈奴民族的“偉大複興”當回事，而是要做所謂融合後的國家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