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淵起兵的原點是“左國城”，也就是現在的山西離石。這個地方銳圓哥哥還是很熟悉的，20世紀70年代初我們全家下放到山西呂梁，先後在中陽縣、柳林縣、離石縣（當時是呂梁地區所在地，現為呂梁市）生活過。我在離石縣城住過一年，我的高一就是在離石賀昌中學讀的。70年代初，這幾個縣的人口都不過三四十萬，縣城裏也就兩三萬人口，最多不會超過五萬。呂梁山土地瘠薄，抗戰時期，賀龍的一二○師大約有一萬四千人，加上晉綏邊區的機關，人數不會超過兩萬，且供給水平相當低，但已經讓呂梁數縣感覺負擔沉重。劉淵在此起兵，“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這有點超乎我的想象。
劉淵一開始率子侄、部眾在山西境內侵擾，離石遭災大饑，劉淵為並州刺史劉琨所敗。當時，劉淵的計劃是“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其實是一種準備流竄的托詞。後來王彌、石勒的加入，才讓劉淵緩過勁來，這支由匈奴、漢、羯人融合的叛亂武裝，開始向洛陽進攻。
柏楊說，五胡亂華其實是華亂五胡。先是宮裏生隙，繼而在朝廷折騰，然後就是在京城裏動武，再然後就是全國內戰，再再然後就是把包括邊境胡族在內的老百姓全部動員起來，攪和起來，投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沒有既定目的的、沒有結束日期的殘酷戰爭。有效的專製壓迫人民，無效失範的專製那就是洪水地震泥石流，是亂中國反人類的怪物。
現代史家呂思勉在他的《兩晉南北朝史》開頭就這麼說：“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恒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至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曆千六百有八年焉。”
呂思勉的《兩晉南北朝史》寫作於1940年至1948年，所以他自己都說，“意在激發民族主義”。在抗日時期，連反抗秦國的《屈原》、《博浪椎》都用來激發民族主義，何況反對五胡亂華。
如果說民族是個曆史範疇，那麼民族主義更是一個曆史範疇。所以，現在通行的標準是：在大融合前還是要講民族鬥爭，還是有民族英雄的，因為中國眼前還是一個民族（中華民族）國家，還會有和敵國（異族）的鬥爭甚至軍事鬥爭，不表彰民族英雄，將來誰替國家打仗？在大融合後就要講民族團結，講中華民族的共性，講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和融解性，因為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對內對外肯定是雙重標準，這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