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懷皇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玡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
洛陽淪陷，再遭浩劫。上次張方劫掠一次，“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這一次劉曜打進來，發掘陵墓，焚燒宮殿，比“掃地無遺”收拾得還幹淨，連惠帝那位立了廢、廢了立的羊皇後，也被劉曜順手牽走了。
劉聰命劉曜等攻取洛陽時，石勒與兵會之，洛陽失陷，石勒所部似乎並未參與分肥，先屯許昌，後“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bēi）（今河南新蔡西北）”。
石勒對劉淵、劉聰父子，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遙尊名號，不受節製，獨立核算、獨立經營。
石勒在葛陂造船準備南下進攻建業，司馬睿一聽不得了，馬上集結兵力到壽春防禦。
江南的梅雨天嚴重影響了石勒南下的部署，“軍中饑疫，死者太半”。
右長史刁膺建議，趕緊撤回北方吧。同時給司馬睿打個招呼：“不好意思，走錯路了。”免得他從後麵追殺我們。
中堅將軍夔（kuí）安朗聲道：“夥計！怎麼這麼膽小。”將領主張強行進攻壽春。
石勒對刁膺的投降主義路線進行了點名批評，對夔安等勇將進行了當麵表揚：“是勇將之計也！”並且給予了賞賜。
石勒這些都是表麵上的功夫，他最終會怎麼決策，他會聽取謀士張賓的意見。
石勒籠絡了一些漢族“衣冠人物”，把他們組為“君子營”，張賓大概是“營長”。張賓是漢人，也是高幹子弟，但是不得誌，壟斷體製不僅讓平頭百姓沒有機會，也會把一些貌似有資格的官宦子弟排擠出去。張賓道：“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這類被擠出去又心有不甘的人，最懂得尋找機會。天下一亂，張賓就確定“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這是典型的“漢奸”口吻，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是後來的東西，當時雖有華夷之辨，但更有包容“華”、“夷”的“天下”概念，他們隻要自詡以天下為誌，漢胡之畛（zhěn）域也就不那麼清晰了。
張賓的意見是：此地不適合爺，咱應該“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石勒最終選擇了和刁膺基本一樣的路線，對同樣返回北方停止南下的建議，對刁膺予以價值判斷，對張賓則是利益判斷，這也算是梟雄本色吧。
由此也看出石勒治軍還是有一套，不管實際上進退如何，始終崇尚勇敢前進，保持軍隊的士氣和鬥誌。
中國曆史上有多少次渡江戰役？未考。兩晉南北朝時期，五胡欲縱馬過江者，大概有三次，石勒這一次無果而終，再有就是七十年後的“淝水大戰”。那次，前秦苻堅率九十萬大軍進擊東晉，最後莫名其妙地一敗塗地。最後一次是北魏叛將侯景複叛南梁時進攻建業，這一次成功了。
司馬睿於307年率先南渡，算來隻有區區五年。南渡之衣冠人士，此時驚魂甫定，情緒低落，最經典的玩法是“新亭對泣”：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
看來，長江是個打斷戰爭節奏的延時器，長江讓“手熱”的石勒涼了一下，這可能是他最後的機會。隻要南方有準備，但使長江天塹在，不教胡馬度江南還是能做到的。
石勒既沒有和劉聰走到底的打算，又兼身後有王浚和劉琨，所以瞭望一下江南勒馬回去，其實也是一個正確的戰略選擇。
龍城飛將也好，天塹長江也罷，從大曆史看，最後遊牧民族還是實現了飲馬珠江的夢想。
以漢族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圈，越往後越文氣。曆史經驗告訴當權者：隻要有刀把子和槍杆子，隻要有一支武裝，就有可能攢成一個小朝廷，這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尤為顯著。所以，欲固君權必先固軍權，欲固軍權必先戕軍魂。專製不僅在經濟上，要防止民間力量的壯大，要讓老百姓均貧；在精神文化上，也要讓老百姓委靡不振，麻木不仁，有知識的不能有體力，有體力的不能有知識。積貧積弱，乃是有人故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