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村，“義”有很實的民間基礎，村東張三蓋房子，全村的壯勞力可能都會援手，在這一刻，體現了一個社區溫馨美好的一麵，但是，此後，張三就有了“人情負債”，他必須在今後以同樣的方式補償別人。“義”表麵上脫離了金錢交換，用今天的經濟學眼光看，是貨幣流通不足，是市場化程度不夠。
《三國演義》特別是依據《三國演義》故事編創的關公戲，以非常民間非常通俗的形式，把關羽的忠和義都作了形象的闡述，特別是《華容道》，非常肯定地確立了“回報人情”的重要性。關公義釋曹操，是對曹操一係列“夠意思”的“夠意思”回報，這種人情交換在這裏甚至可以超越對君主的忠。《三國演義》用“天意”來掩飾關公對劉備利益的背叛，這種價值觀，是在“硬道理”之下體現了人性柔軟美好的一麵，是在君君臣臣，莫非王臣莫非王土的僵化政治道德體製下，給民間價值觀留下了一個可以容身的空間。
中國曆代的政治、法律，對國民個體權益的保護是非常差勁的，無助是中國人最多經曆的也是最擔心的。皇帝和政權能帶給老百姓的最多最大的好處是所謂的天下太平，免於戰亂。在日常生活層麵，天災人禍，老百姓是不能寄希望於皇帝和政府的，他們隻能寄希望於家族、宗族和熟人圈子。對皇帝帶來的“天下太平”，老百姓要用“忠”來報答；對熟人圈子帶來的幫助，我們要用“義”來報答。別人幫助了，不忘記必回報是“義”；看到熟人有困難，主動伸出援手，則是更具積極意義的“義”；再擴大到對陌生人的幫助，則是“見義勇為”，是更高層次的“義”。
這種道德雙軌製的建設，有了關公這個形象代言人以後，變成更有效，更普及。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離開熟人圈子的中國人，對“義”的需求越發迫切，這就是關公的形象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原因，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關公，就有關公崇拜。
關公崇拜源於國人深刻的無助感。這是一種現世的需求，和終極關懷無關，這也是中國本土宗教或亞宗教的一個共同點。中國老百姓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拜神拜佛拜關公，都是求神佛解決現實的困難或可能發生的危機，求醫求子求平安，先許個願，下個定金，等神佛保佑幫助實現了願望，然後再用整豬整羊或塑造金身來還願，這種和神佛就現世問題的交易，體現了中國農民乃至全體國民狡黠、現實和崇尚交易的商業精神。
在山西出生的關公，在廣東沿海地區的粉絲更多，特別是小商小販，店鋪多有關公的神龕，關公在這裏更多的被當做“財神”來供，這裏麵的邏輯是，關公講義氣，守承諾，民間信譽是財富的前提條件。在香港警匪片裏，經常出現警察和黑社會都給關公上香的鏡頭，因為這條戰線的同誌，都有“不被出賣”的心理要求。
現在，關公在他的老家，和其他古代名人聖賢一樣，成了旅遊資源，成了為經濟唱戲搭的舞台，體製內的小文人正在用拙劣的文字讓“關公文化”和“建設小康社會”搭上關係，附近的農民則在兜售各種款式的關公造像，年紀大的人也許會在鄰家的紅白事上看一場關公戲，山西晉南的蒲劇和陝西的秦腔，在這裏都有觀眾。有人說，中國自五四運動割斷了傳統崇拜，改革開放又消解了紅色崇拜，搞市場經濟應有民主體製和法製精神，又不能成為新的信念，一切都被搬下神壇，中國人沒有什麼可以崇拜信仰的，頭上三尺，沒有神明，隻有汙濁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