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臨終遺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事殷商，我曹操占了不止三分之二，也會學習文王好榜樣，仍事劉漢。至於我兒子，不好意思，他沒吃幾天漢家的祿米，不存在背叛前朝的問題。
曹操甘為兒子的人梯，繼續保持漢臣的身份，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別人的攻擊，畢竟二十多年來，一直對外宣傳自己是忠於漢室的，己亥《明誌令》的墨跡還沒有幹掉。這和今天的貪官把財產轉移到兒子名下一樣，雖然是掩耳盜鈴，畢竟聊勝於無。
對於曹操的這番做作，司馬光寫了一篇較長的“臣光曰”，司馬光著眼處是“教化”，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道德教育。他認為，後漢前幾位皇帝這方麵抓得緊，有成效，所以即使有桓、靈這樣糟糕的後代，即使曹操這麼強勢，“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這就是教化的力量啊。
越明年，正月，曹操死亡，兒子曹丕於十月稱帝。
曹丕取代漢獻帝，采取了“禪讓”的方式，“禪讓”是儒家盛讚不已的上古先王堯舜傳位的方式，曹丕來了一次“偉大複興”。在後來的皇帝專製時代，正統的儒家對這次“禪讓”多不予承認，認為名為“禪讓”，實為篡奪。其實這倆是同義詞，不要說“禪讓”是主動的，樂意的，古今中外，沒有人願意主動放棄權力，說絕點一個都沒有，所有的放棄都是迫不得已，這是一個關乎利益和實力、關乎法律和政治倫理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在私德範疇討論的問題。
曹丕依據一定程序完成了政權交接，盡管這個程序是臨時頒布的，但是不管怎麼說，第一，禪讓有法理依據，第二，禪讓是一種和平方式，單就政權交接而言，曹魏政權的建立合法有效。
曹魏帝國的正當性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劉備稱帝後，司馬光也寫了一篇很長的《臣光曰》，討論“正閏”的問題，也就是曆代王朝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問題。司馬光有一個論斷，具有現實意義：“竊以為敬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也就是“不統一不正統”。銳圓以為，即使在皇帝專製時代，也應該從“為了人民”和“人民選擇”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即使做不到“為了人民”，也應該做到息弭戰禍，與民安定，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即使做不到“人民選擇”，也應該大體反映人心向背。
劉邦、劉秀創立複興的大一統帝國滅亡了，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長期分裂的、動蕩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讓人惶惑的時代。劉邦史稱“得國最正”，劉秀中興恢複，所以國祚綿長，統治者“得國”正不正，是不是真正天命在我，這和人民能不能得到和平休養是有很大關係的。
也許從曹魏開始，用網絡語言講，“歪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