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製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
司馬光先生繼續用曆史來演繹“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傳》記載，衛國孫桓子率領軍隊攻打齊國，結果大敗。新築人仲叔於奚救了孫桓子一命，孫桓子還不錯，想報答救命恩人，決定賞賜於奚幾座城池，特許他在那裏收稅收費收保護費，五十年不變。所謂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內享有統治權力和收費權，連土地帶人民都屬於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襲，當然也可能在兼並和戰爭中丟失掉。“五十年不變”當然是個玩笑話。秦漢以後推行郡縣製，皇族子弟和功臣雖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內漸無行政權，僅有收取賦稅的權力。
孫桓子的獎賞沒想到被於奚婉言謝絕了，估計這位老兄特有錢，不在乎物質獎勵，他提出來要在自己的馬車上裝飾“繁纓”，這應該是一種貴族身份的標誌物。孫桓子一聽不用花銀子就能辦事，有這樣的好事，於是馬上就爽快地答應了。
孔夫子聽到這件事後發表了評論（能讓孔夫子親自評論的時事新聞不是很多哦）：“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孔夫子認為，於奚的要求已經不是簡單的物質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種政治待遇，是一種身份地位，這個東西是世襲傳承的，不能隨便給平民老百姓。
按道理，救了國君，功勞是大大的，獎賞一個貴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現在英國就玩這一套，對國家和社會有貢獻的，獎賞個貴族爵位，頒發個勳章，惠而不費，我看挺好。記不得哪位西方高人說過一句話：“對有功國家者，授以其榮譽，而不要給予其特權。”
問題是，中國古代的“繁纓”和英國的勳章不一樣，如果隻是一種單純的榮譽就簡單了，在中國，功勳和榮譽往往要和官銜級別掛鉤，官銜級別往往又和特權掛鉤。所以，“繁纓”不是一個簡單的榮譽問題，搞不好“繁纓”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貴後富比之於勤勞致富成本更低、路徑更短。
打孔夫子記事的時候起，中國就已經禮崩樂壞了，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卻沒有真正的貴族。所以現在看到日本、英國有華族貴族，貴族還有族徽族旗，講究得很，我們權當異域風情看待了。
中國的貴族都是官僚演變而來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飯。問題是，中國做官何其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有的連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罷官抄家了，像《紅樓夢》裏的賈家，一聽到宮裏來人，就嚇得提心吊膽。中國社會沒有中間層，華麗的皇族像一個黃金打造的屋頂，但是支撐這個金頂的，不是木頭，更不是石頭，沒有相對穩定並且有一定數量的貴族階層，而是由千千萬萬個小農組成的秸稈，秸稈被壓得撐不住勁了，就自己點燃，變成燒熔金頂的烈焰。
中國的曆史就是這樣，一方麵強調名器貴重不可與人，一方麵賣官鬻爵又史不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