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
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豫讓為報智伯之仇兩次刺殺趙襄子，均未成功，他為了刺殺時具有隱蔽性，“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這種自殘行為，體現了一種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敗告終。司馬光對此事不願張揚，略寫之。而在另一位司馬那裏，豫讓的故事卻很有生氣，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
豫讓是所謂的“士”，他提出了士的兩個標準：一、士為知己者死；二、以國士待之，必以國士報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為知己者死是一種理想的價值體現。知遇之恩，對於士來說，是報不完且必須以死報之的。這種精神，在俠士那裏得到體現和張揚，並且沉澱在中國士大夫的性格當中，揮之不去。
豫讓還用生命為“士”確立了這樣的定義：守諾，守節，講義氣。
豫讓要為智伯報仇是第一層目的，彰示忠誠、“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是更高層次的目的。
可以想象，智伯死後，他的舊臣是怎樣搖尾求歡於新主子的，這種變節行為，豫讓一定目睹了許多。可以說，他對這些變節分子的切齒之恨，是大於對趙襄子的殺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沒有為了接近趙襄子而搞個什麼假投降，他認為，作為死士，隻能承諾一次，就像節女隻能出嫁一次，不論什麼目的，這是絕無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為投降以後再刺殺新主子也是一種“背叛”，根本不存在什麼“曲線救國”，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況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讓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神聖的信念。
趙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讓，對豫讓很尊重，因為他是“義士”，所以要“謹避之”，趙襄子的表現，很有政治家風度。
豫讓的第二次刺殺行動又失敗了，在《史記》裏，結局是這樣的：豫讓對趙襄子說：“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得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豫讓請求趙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掛起來，讓自己“刺殺”一次衣服，演一場“斬黃袍”，滿足自己最後的願望，趙襄子同意了。
趙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讓的忠義行為給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課。
在《史記》中，豫讓是在“報仇”之後，自殺而死的。這與《資治通鑒》不同，我喜歡司馬遷的結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發生的，司馬光是在“倒敘”，下麵接著的是正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