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觀念研究
司馬遷的詩學觀念研究是2006年度出現論文最多的話題，其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學術史意識始終貫穿在研究之中，很少有鑿空立論的，顯示出一種務實的學風。這應該看作2006年度最值得讓我們欣慰的現象。
王勝明的《司馬遷〈詩〉學體係試析》（重慶社會科學/2006/07）從文獻學入手，通過細致的文獻梳理歸納了司馬遷《詩》學體係的主要問題。首先，文章借助《史記》給定的文獻材料描述了司馬遷對《詩》學的幾個主要問題的看法：“言誌”和“美刺”相結合的《詩》學觀，獻詩和刪詩相結合的《詩》史觀，“賦詩言誌”和“詩載史”相結合的《詩》用觀。其次，具體歸納了《史記》引詩的五種情況：一是直接征引《詩》句，輔以“《詩》曰”、“《頌》曰”等格套；二是直接征引《詩》句，但不指明來源；三是轉述相關內容，不征引具體《詩》句；四是隻提及詩題而不征引具體《詩》句；五是隻述《詩》事，不言《詩》題和《詩》句。在具體分析中，文章指出司馬遷保留了先秦引詩的習慣，也從側麵證明了自己的《詩》學觀念。最後，文章探討了司馬遷《詩》學觀念形成的原因。先秦曆史寫作的慣例，《詩》本身的史料價值和家庭影響是司馬遷《詩》學觀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楊永康的《〈史記〉與〈詩〉學傳統》（山西師大學報/2006/01）指出詩性氣質是《史記》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歸根到底，是漢初詩歌理論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史記》的創作，賦予《史記》以詩性氣質。在具體論述中，文章從三個方麵具體解釋《史記》詩性氣質的內涵，首先是“詩言誌”的詩歌認識。司馬遷從這裏出發，引申出自己的發憤著述的創作觀念，奠定了《史記》詩性氣質的基礎。其次是根源於孟子而在漢代《詩》學中發揚光大的“以意逆誌”與“論世知人”的詩歌解釋理論給司馬遷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詩性思維方式。還有“怨”、“美刺”、“連類”等構成能夠滲透在語言形式之中的詩性語法形式。這三個方麵在《史記》的創作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的著述中自覺地運用了詩性的思維和詩性的語法重新解釋曆史，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所以《史記》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司馬遷也因此無愧為一位偉大的詩人。
胡淑冰的《司馬遷詩樂思想發微》（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6/02）指出，司馬遷詩樂思想形成的曆史背景是漢代政治所特有的濃厚的詩教氛圍，在這種氛圍中，司馬遷汲取了先秦儒家從孔子到荀子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詩樂思想資源，同時在漢代詩教實踐的基礎上進行整合，從而形成他自己的詩樂思想。司馬遷的詩樂思想主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由“樂自內出”與“詩以達意”兩個命題構成的詩樂發生論和詩樂本質論。司馬遷強調詩樂雖然源於感受外物影響，並非憑空捏造，矯揉造作，而引起詩樂產生的深層動力則是或喜或悲的內心搖曳所造成的一種不得不發的心理積蓄，這構成詩樂發生的心理依據。在這種內在心理活動的製約下，詩樂成為表達人的情誌的形式。這與司馬遷的發憤著述說的內涵是高度一致的。二是“移風易俗”的詩樂政教觀。司馬遷在《史記》有許多關於詩樂的敘述，在這些敘述中，他強調詩樂是建立在人天生的官能感知之上，能夠更深入地影響人，因此需要把仁、義、禮、智、信等合乎道德的內容貫穿在詩樂之中，涵養人的心性，如所謂“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以為治也”。
巨虹的《司馬遷之文學觀小考》（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漢文綜合版/2006/06）從某種意義上擴展了司馬遷文學觀所包含的範圍。文章從四個方麵界定司馬遷的文學觀：一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司馬遷一生的理想和抱負，也是他文學觀的思想基礎；二是正是因為有理想，有抱負，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才會遭遇悲劇，才會有怨憤之情，“發憤著述”就成為司馬遷以及同類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三是立足當代文學實踐而形成的“諷諫”的辭賦觀；四是貫穿在《史記》寫作中的“考信”和“實錄”精神。最後，文章指出司馬遷文學觀的本質是批判精神，它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理論。
孫娟的《感生神話與司馬遷表現藝術》（唐都學刊/2006/03）從一個敘事細節出發探討司馬遷表現藝術中的微言大義，具有明顯的詩學價值。文章指出，《史記》記載了商、周、秦始祖和漢高祖的感生神話，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話都以經典為依據，但敘事非常簡略；與此相比，劉邦的感生神話則詳細、係統，而且與司馬遷的史學思想明顯相悖。在更進一步的深入分析中，文章強調從漢高祖到漢武帝經曆了曆史神話化的過程，形成了君權神授的理論，在這種背景中，司馬遷一方麵必須適應作為現實生活合理基礎的君權神授理論，同時又要保持自己在《史記》中完成神話曆史化的寫作旨趣，因此在感生神話敘述中設下了有諷諫意味的微言大義。
鄒文貴的《司馬遷怎樣營造曆史現場感》（教育雙周刊/2006/12）指出，司馬遷的曆史敘事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還原曆史，再現曆史，打通“往事”和“來者”之間的時間隧道，營造曆史現場感。文章通過三個方麵揭示了司馬遷營造曆史現場感的方式：一是在司馬遷之前，中國已經形成分別以《春秋》和《左傳》為代表的兩種敘事筆法，即史筆和文筆，司馬遷在《史記》中融合兩種筆法，交替使用，加強了曆史敘事的現場感；二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往往把作者和人物兩種觀察視角交叉在一起，保持了事件發生現場的原生態；三是通過氣氛渲染突出曆史場景的韻味、風采和個性。
蹤凡的《論司馬遷對中國楚辭學和中國賦學研究的貢獻》（濟南大學學報/2006/03）指出司馬遷從兩個方麵給中國楚辭學和中國賦學研究作出了貢獻，一個是最早為楚辭作家屈原和西漢初年賦家賈誼、司馬相如立傳，記載了他們的生平事跡和創作經過，記載了早期文學集團的活動，並大量載錄辭賦作品，為保存辭賦文獻、保存辭賦研究資料作出巨大貢獻。另一個是最早進行辭賦評論，形成辭、賦無別的觀念，強調漢賦直接繼承楚辭而來，充分肯定辭賦的諷諫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評大賦的誇張虛構和華麗詞藻，同時對部分辭賦作品進行評點和解析。基於上述兩個方麵的巨大貢獻，司馬遷無愧是中國楚辭學和中國賦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經濟思想研究
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研究在2006年度論文不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倩的《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深層剖析》（江漢論壇/2006/11）。該文從六個方麵論述了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內容：一是對商業都會經濟的描述。二是商業思想，在揭示司馬遷重商觀念的前提下，論文指出，司馬遷商業思想的主要觀點有商業運營的本質是資本流通，商業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差，商業主要為富有階層服務。三是財富觀念，論文指出，司馬遷的財富觀念主要是鼓勵人們追求財富，財富和人的社會地位、道德狀況密切相關。四是流通觀念，論文指出，在司馬遷那裏，流通是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產品在商業流通中成為商品。五是經營理論，所有的經營活動都是以資本占有為前提的，在經營活動中，生產規模和適應市場的能力是贏利的前提。六是貨幣理論，司馬遷的貨幣理論包括貨幣起源論、貨幣流通和物價理論，貨幣信用製度和信用學說。
肖波的《從〈史記·貨殖列傳〉到〈漢書·貨殖傳〉看司馬遷與班固經濟思想的對立》（晉陽學刊/2006/03）從四個方麵比較了司馬遷和班固的經濟思想的差異。一是為貨殖立傳的動機不同，二是對財富的態度不同，三是對經濟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理解不同，四是有各自不同理想經濟政策和社會結構。由比較最後得出結論，司馬遷與班固的不同，反映了古代社會兩種經濟思想的對立；中國經濟思想，由樂觀、自由開放的性格，轉入封閉、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類求利致富的本性，轉入壓抑人類本性的方向；由重視百業轉入農本主義的方向；由文人學者熱心討論經濟民生，轉入避談經濟民生、恥談百工技藝的方向，而班固的經濟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恰好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一個思想根源。
高旭的《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貧富觀》（滄桑/2006/06）集中談司馬遷的貧富觀，論文指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表達了與時人迥然不同的貧富觀念，他對人性中追求財富、耽於享樂的心理有著深刻的認識，主張人們應該正視和肯定這種心理，而且應該對其采取因勢利導的態度而非鄙視、否定。他從人性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這種對財富、安逸及享樂的強烈渴求不僅是人性本身的內在需要，而且是社會經濟能夠發展的重要動因。所以，司馬遷不僅對那些憑借自身能力成為名揚天下的富商巨賈者大加讚美之辭，而且認為如果人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擺脫處於貧賤地位的處境反而是羞恥的。
（黨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