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史記》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成果顯著的勢頭。3月，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出版了“紀念司馬遷誕辰2150周年暨國際學術討論會”學術論文集——《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七輯》（陝西人民出版社），收錄論文44篇；8月，中國史記研究會和滎陽市人民政府在河南滎陽市聯合舉辦了“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出版了學術論文集——《逐鹿中原》（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收錄論文85篇；在“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上，中國史記研究會宣布《史記疏證》工程正式啟動；9月，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和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的6部著作，包括《司馬遷兵學縱橫》、《史記列傳圖誌》、《司馬遷與中國地理》、《史記敘事研究》、《司馬遷與史記學》、《司馬遷與中國史學》等。至此，這套“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共出版了23部，成為司馬遷和《史記》研究的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11月，渭南師範學院史記研究所編輯出版了《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年鑒·2005年卷》。我們還欣喜地看到，在大陸的論文集和刊物中出現了不少國外和港台專家學者所撰寫的有關司馬遷和《史記》的論文。據不完全統計，2006年發表於國內各種刊物的有關論文有370多篇，出版研究專著和論文集15部。可以說2006年，是又一個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的豐收年。
2006年，《史記》研究比較集中的課題有：楚漢戰爭研究、思想內容研究、人物研究、體裁體例研究、寫作藝術研究、版本校注及考證考古研究、比較研究、史記學研究等。
楚漢戰爭研究
楚漢戰爭是司馬遷傾注感情在《史記》中重點記載的一段曆史，也是曆來《史記》研究的一個熱點。2006年《史記》研究方麵，發表論文最集中的當屬對楚漢戰爭的研究，大約發表了近20篇有關論文。究其原因，主要得力於2006年8月中國史記研究會和滎陽市人民政府在河南滎陽市聯合舉辦的“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楚漢戰爭是這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自然受到了專家學者的更多關注。
其中蘭州大學汪受寬教授《楚漢戰爭的序幕——劉邦出定三秦》一文，主要論述了劉邦出定三秦的相關問題。認為，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引起了劉邦的極大不滿。蕭何、周勃、灌嬰、樊噲等人勸劉邦以屈為申，姑且在漢中積蓄力量，以圖天下。到南鄭後，劉邦健全王國機構，任命蕭何為丞相，以韓信為大將軍，周勃、曹參、酈商為將軍，灌嬰為中謁者，靳歙為騎都尉，建立了一套強有力的文武班子。拜為大將軍後，韓信建議劉邦欲取天下先定三秦。出定三秦便成了長達近四年的楚漢戰爭的序幕。劉邦出定三秦的目標，首先是消滅盤踞在甘肅東部和陝西西部的雍王章邯，然後是在關隴等地進行了初步建設。一是政權建設，二是加強邊備，三是發展農業生產，四是增加地方勞動力和漢軍的後備兵員，五是優待漢軍家屬。從而為最終戰勝項羽奠定了基礎。
河北師範學院王明信副教授、石家莊市橋東區教育局王維瀾《略論楚漢戰爭中劉邦方麵“人謀”的利用》一文，主要論述了劉邦方麵劉邦、韓信、張良與陳平在楚漢戰爭中的謀略，其中對張良與陳平的謀略論述較細，認為他們二人的謀略主要有：一是勸說劉邦依靠、重用黥布、彭越、韓信三人；二是勸說劉邦勿立六國後裔；三是勸說劉邦立韓信為齊王；四是建議劉邦乘勝追擊項羽，勿失時機；五是勸說劉邦加封韓信、彭越，調動起他們會戰擊楚的積極性。
浙江師範大學龔劍鋒副教授和許鍇傑《略論韓信在楚漢戰爭中對“地利”的利用》一文，從“‘漢中對策’與還定三秦”、“井陘之戰與背水之陣”、“垓下之戰與興漢滅楚”三個方麵論述了韓信在楚漢戰爭中對“地利”的利用。認為軍事地理與戰略決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軍事戰略的各個方麵都受到軍事地理條件的影響和製約。韓信對於“地利”是相當重視的，在製定戰略時，總是能夠充分考慮地理因素，充分利用地理優勢，並盡可能地置敵人於不利的地理條件之下，最終獲取戰爭勝利。最初的“漢中對策”長遠戰略，建議劉邦還定三秦，以三秦為根據地“製天下之命”，為楚漢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之後的井陘之戰，在原本對自己極為不利的地形之下，利用對方主帥的弱點和錯誤，出奇兵，把不利的地理環境轉換為有利，將對方置於被動，把“地利”用到了極致；最後的垓下之戰，先攻陷楚都將項羽逼入絕境，然後又在垓下指揮大軍“佯退實圍”，徹底擊敗項羽，結束了楚漢戰爭。這些無不都表現了韓信對於“地利”的深刻理解和利用，是古代戰爭利用地形的典範。後世有人評價韓信“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看來並不為過。
江南大學徐興海教授和鄭州大學馮靈淵探討了有關楚漢戰爭的糧食問題。徐興海教授《滎陽大戰與“民以食為天”》一文，著重論述了酈食其在滎陽大戰中提出的“民以食為天”這一石破天驚之語，認為酈食其提出這一論斷，當時主要是要解決戰爭的勝負問題，指出糧食儲備的多寡，糧食供應是否保障，決定了戰爭的勝負，糧食儲備和供應是關係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這一論斷還對以後的中國政治和飲食文化發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漢代之前，政治家已經認識到了糧食、糧食儲存的重要性。後來，“民以食為天”的口號，被一代代的政治家所肯定，整整影響了中國曆史幾千年。“民以食為天”也成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重要區別，體現了中國食品文化的特點，並且深深地影響著後來的中國食品文化的發展。人們討論滎陽大戰，憑吊古戰場，不能不追思楚漢戰爭中最有名的這場戰爭所提供給我們的曆史啟迪，不能不提到酈食其，他的“民以食為天”的論述，又遠遠超出關於戰爭、戰略研究的層次。馮靈淵《楚漢滎陽戰場的糧食問題》一文，也討論了滎陽戰爭中的糧食問題。文章認為劉邦在滎陽城下與項羽對峙了三年，劉邦吸引住了項羽的主力，使得項羽的戰略優勢逐漸消失。雙方處於一個平衡的態勢，改變這一態勢的是糧食。項羽占領了滎陽，也就占有了敖倉。但其後方出現了問題，隻好回救後方，使得滎陽和成皋以及敖倉出現了空虛，給了劉邦喘息之機。劉邦采納謀士酈食其的建議，收複了成皋，同時也占據了敖倉。項羽沒有認識到敖倉的重要性，相反，劉邦在重新占據了敖倉後便據倉堅守。漢軍重兵把守敖倉，並破壞楚軍甬道阻止楚軍從別處運送糧食。在楚漢廣武對峙期間，敖倉一直為漢軍所有。盡管漢軍並不依賴敖倉供應糧食，但是堅守敖倉卻使項羽無法就近得到糧食，使得楚軍愈加被動。糧食問題後來成為項羽被迫與劉邦議和的重要因素，進而成為項羽軍隊崩潰的發端。兩次滎陽之戰，因為糧食問題使楚漢雙方各有一次勝利的機會，但項羽沒有抓住，而劉邦卻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糧食問題使項羽的戰略劣勢迅速暴露出來。雖然說糧食問題是一個牽扯麵很廣的問題，它不是劉邦戰勝項羽的唯一因素，但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特別是戰略相持階段，打的就是消耗戰。沒有鞏固的後方根據地，沒有強有力的後勤保證，項羽的失敗就不可避免了。
北華大學宋宛虹、宋嗣廉教授《廣武對話：楚漢決戰前夕的一場曆史性談判》一文，認為楚漢鴻溝談判，是項羽在腹背受敵、兵疲糧盡的惡劣環境下，被迫與劉邦和談的。談判幾經周折，終於有了兩個結果：一是“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二是中分天下，“項羽解而東”。但劉邦同意中分天下，不過是一個策略而已，一統天下建立漢王朝才是他的目的。鴻溝談判，為劉邦與項羽最後的大決戰留出了一年多政治和軍事上的準備時間。這次談判，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項羽以烹劉邦父親為要挾迫使劉邦投降，最終沒有結果；第二個階段是項羽提出要同劉邦決鬥，最終是劉邦中箭受傷；第三個階段是劉邦主動發起，先後派陸賈、侯公往說項羽，最終按劉邦意願達成了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的協議。如果說鴻門宴是劉邦以弱變強的起點的話，那麼“中分天下”鴻溝為界的和約，則應是楚漢垓下大決戰——由相持轉向決戰決勝的起點，對劉邦決戰決勝贏得了寶貴時間，對其後來統一天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台灣大學李偉泰教授《論劉項勝負的根本原因》一文，主要從“劉邦入秦與舊秦地區的優越性”、“項羽入驅使秦人倒向劉邦”、“舊秦地區對前線的支援”三個方麵論述劉邦項羽勝負的根本原因。認為觀察劉邦、項羽勝負的曆史事實，有三點現象很值得注意：一是相對於東方，西方舊秦地區具有較為優越的地理形勢和人力物力資源。這是戰國時期秦消滅六國，楚、漢相爭期間劉邦力克項羽的客觀因素。二是劉邦集團看中舊秦地區，極力爭取秦民的歡心，並且經由蕭何收取秦國的律令圖書，不但因此詳知各地方的情形，同時也把秦製的資料完整地接收過來，沿用秦製以治理秦地和天下的準備工作於此完成，這是劉邦集團得以穩定秦地的主觀因素。三是項羽入秦之後，天下原本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他隻打算恢複戰國時諸侯分立的局麵，又不能以智慧和仁心化解他自己和其他起義軍對秦人的複仇心理，遂在大肆屠殺秦人之後東歸，等於將最優越的地區和人力物力拱手資敵。同時他也不能製定安置六國之後及其他野心分子的方案，引起許多有力分子的反叛，唯有依賴“以力征經營天下”，終於後繼乏力，兵敗自殺。項羽的這些錯誤，歸根究底導因於學養的欠缺，以致不能吸取曆史教訓，不能高瞻遠矚地體察天下大勢的趨向，遂使一代英雄落得烏江自刎的下場，令無數後人為之歎息不已。
中國人民大學楊波講師《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楚漢滎陽之戰有感》一文，認為曆史的進程內在地有一種必然性，但在具體進程上，偶然性和個人的作用是巨大的。這一作用，不僅對於某一曆史進程的緩速，而且對於這一進程具有何種色彩，都是至關重要的。楚漢滎陽之戰正是將這必然性、偶然性的種種矛盾糾結在一起的曆史事件。其中最大的偶然性和個人作用似乎首推紀信，是他假扮劉邦並引開項羽的注意力，使劉邦得以逃生，而自己卻慘遭項羽燒死。紀信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曆史的進程。劉邦逃脫後重整旗鼓，不久反敗為勝，接下來步步順利，最終走向了天子的寶座。這種個人作用的偶然性使人們很容易假設：如果沒有紀信的獻身，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漢家天下。滎陽之戰還有若幹個偶然性和個人作用，如陳平在關鍵時刻設計突圍，為劉邦贏得了時間。還有楚軍如果不隻盯著王駕，就不會給劉邦以逃跑的機會。如果透過這些偶然性，那邏輯的必然性隱隱可現。劉邦在信任、使用人才方麵，從來不會令人失望，陳平不可能不在劉邦身邊。陳平一向以奇詭稱著，他給劉邦出這樣一個主意也是必然的。有任務，就有執行任務的人，他可能是紀信，也可能是李信、王信，他的使命就是讓劉邦脫險。在千軍萬馬中，服飾、儀仗是唯一區別人物身份的標誌。漢軍已斷糧，劉邦必然出逃。作為漢王的他，乘坐王駕也順理成章，楚軍緊盯王駕，反倒放跑了劉邦，也符合當時人們意識中的禮儀觀念。圍繞著楚漢興衰的曆史必然性，《史記》在一係列本紀、世家和傳記中從多個人物、時間和角度反複強化這一趨勢。而在強化的過程中，司馬遷多采用從偶然性著眼的手法，將一個個貌似不相關的偶然機遇或個人作用安插在曆史進程的某一階段中。既寫出了曆史進程中的必然性，也寫出了某一階段的偶然性。可以說，將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結合起來予以考慮，並從中探索到某種規律性，始自司馬遷。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高禎霙副教授《足智多謀 運籌帷幄——論楚漢相爭時期的謀士》一文，主要論述了楚漢戰爭中張良、陳平、範增三個謀士。認為他們在楚漢戰爭中為劉邦、項羽進獻的謀略從方式和內容方麵看主要包括五個方麵：一是利用反間、利誘和遊說的策略；二是對關中的策略；三是分封諸王與對義帝的策略；四是利用疑兵及背盟追擊的策略；五是因勢利導的策略。張良為劉邦謀劃的真正目的是消滅秦國和項羽為韓國複仇，劉邦的困境凡經他安排皆能易如反掌地輕易解危，並且他所謀劃的都是關乎漢未來走向的大策略，他的策略皆成功地確立了劉邦帝業的基礎，其運籌帷幄的能力以及對局勢掌握的卓越見識，堪稱楚漢謀臣第一。陳平尋求的是一位能用人的明主，他要達到的目的就是終身功名利祿。他的思維格局與品德誌行皆遠不及張良，其所謀劃的亦多屬解危逃脫、誘殺敵人之計，然其解紛之能，亦有重要作用。範增一生最重要的謀略，是勸說項梁立楚懷王，以楚王為號召起義抗秦。他因與項羽無法相互信任合作，也無法為楚貢獻特別的智謀。這三個人的智謀對劉邦、項羽的勝敗爭鋒，確實起到了很大影響。
河北師範大學孫文閣副教授《項羽“背關懷楚”新解》一文，對項羽“背關懷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司馬遷看來項羽“背關懷楚”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班固、司馬光對此也有相同看法。作者認為，項羽“背關懷楚”有著其不得不然的必然性。首先，項羽不可能定都關中。從政治形勢方麵看，秦滅六國之後實施暴虐，激起反秦大起義，被責斥為“虎狼無道”。項羽滅秦之後，不會效法秦始皇獨自稱尊，也不會在秦政權的中心地帶關中建都稱王。其次，從當時政治力量分析，在反秦義軍中項羽縱然實際上有支配權，但形式上還不能決斷，楚懷王有義帝之名，還在彭城，項羽仍要回到彭城以示尊敬。彭城是楚地政治的中心，項羽自稱西楚霸王，自然要占據自己的政治中心。再次，項羽的出身和性格決定了他不會定都關中。項羽是楚國最後一位大將項燕的孫子，故鄉的河山、衣冠、語言自幼熟悉而親近，同時又是一個故鄉觀念濃厚虛榮心很強的人。最後，項羽軍隊的主要成員是楚人，反秦戰爭勝利以後“思欲東歸”的不僅僅是項羽，而是當時所有義兵都有的一種心理。並且認為從楚地和關中的經濟力量對比來看，楚地在當時並沒有處於劣勢。從地理形勢來看，彭城地處黃淮平原，物產豐饒，“稻麥一熟可支數歲”，足可提供軍需；又地勢險要，在秦末戰爭中一直是楚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在楚漢戰爭期間，並不因為項羽在放棄了關中而在楚漢戰爭的初期和中期處於劣勢。“背關懷楚”不是項羽失敗的原因，起碼說不是主要原因。項羽的失敗，主要在於他政治決策上的失誤，尤其在戰爭的後期，決策的失誤就更加嚴重。項羽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政治頭腦，分封諸王不當；二是在戰爭開始時兩線作戰，人力、物力、財力日益缺乏，經不起長期戰爭；三是用人不當，衝不出同鄉好友的圈子；四是政治上不成熟，多次輕信政敵劉邦的政治欺詐行為而不覺醒。
2006年發表的有關《史記》楚漢戰爭的論文，還有王麥巧的《談楚漢戰爭的組構手段》、黨藝峰和黨大恩的《〈史記〉戰爭敘事的複調結構與思想內涵論綱》、袁延勝的《紀信籍貫蠡測》、曾誌雄的《〈史記〉中的滎陽》、許滿長的《古戰場滎陽與商都鄭州》、陳隆文的《古滎澤二題》、吳愛雲的《汴水溯源》、陳瑋的《鴻溝源頭的變遷》、李豫州的《滎陽與鄭州的曆史淵源及其境內重大戰爭》、李成峰和李豫州的《從楚漢成皋之戰看滎陽的戰略地位》及《周亞夫平吳楚——劉邦滅項羽戰略思維的複製》等。
思想內容研究
圍繞《史記》的思想內容，2006年中外專家學者繼續進行了不少研究。湖北大學陳桐生教授《他植下了中華民族的根——簡論〈五帝本紀〉》一文，主要論述《史記·五帝本紀》的價值，認為《五帝本紀》的最大價值在於尊黃帝為華夏始祖，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需要極大的理論勇氣。首先要排除其他古帝，其次要排除“百家言黃帝”的影響，特別是要盡最大努力剔除神話色彩，將黃帝寫成一個上古曆史人物。《史記·五帝本紀》所寫的以黃帝為首的帝王世係，後來取得中華民族的廣泛認同。它的意義在於以權威的記載，明確了“我國民族之所以出”。從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角度來看，《史記·五帝本紀》之於中華民族，就像《聖經》之於猶太民族一樣重要。司馬遷植下了中華民族的根，僅此一點，司馬遷堪稱偉大的民族英雄。《五帝本紀》另外的重大價值，是通過寫堯舜禪讓，揭示上古帝王天下為公的偉大精神，形成了王道文化的發端。司馬遷係統地考察了王道文化傳統的形成和發展演變過程，在《五帝本紀》行文過程中，刻意突出了五帝關注民生的政治業績。五帝三代的政治舉措，形成了以仁政德治為核心內容的王道文化傳統。
平頂山學院何梅琴副教授《〈史記〉所記自殺現象探討》一文，認為《史記》所記自殺個案除重出外共102處，可計數者623人。其自殺的種類有自焚、投河、自剄、服毒、絕食和上吊等，自殺的群體以王侯將相公卿士大夫為主。引發自殺的原因複雜多樣，大致可以分為在政治、軍事鬥爭中失敗而導致的當事人或其集團中附屬人員的自殺（失敗型），受他人強迫而自殺（逼迫型），犯有嚴重過失表示沉痛自責而自殺（自責型），走上絕境尋求解脫而自殺（解脫型），為維護法律、個人信義、信念或尊嚴而自殺（維護型），報答他人知遇之恩而自殺（報恩型），因丈夫或主子死去而自殺（殉節型）等類型。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自殺是人類行為中最為激烈的反映方式；從社會學角度看，自殺又是社會綜合狀態的一種表現。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的大量自殺悲劇，得到的並不是放縱生命、逃避現實的感受。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自由和力量，感受到的是個體人格高揚的偉大。他們的生死抉擇，不再屬於社會曆史的範疇，它能喚起我們的道德感，喚醒我們心中對人格崇高美的向往。
北京師範大學楊燕起教授《〈史記〉宣示“孔子智慧”的價值》一文，從遊列國、修六藝、教弟子、宣道德四方麵揭示了《史記》宣示的孔子智慧的主要內容，認為《史記》對孔子智慧論述的價值在於：一是讚賞周道的治世精神；二是追跡儒家經典的整理與承傳，肯定其在民族文化中的主體作用；三是肯定孔子實施平民教育、私家教育的開創之功；四是讚揚了《春秋》的記事精神。並且指出司馬遷在曆史上第一次準確評價孔子為“至聖”，其長遠影響至今猶存。
渭南師範學院梁建邦教授、渭南技術學院張晶《〈史記〉人文精神與青少年教育》一文，主要從“憂慮國事、先公後私與愛國主義教育”、“立誌高遠、積極入世與理想教育”、“直麵挫折、百折不撓與信念教育”、“艱苦樸素、戒奢以簡與節儉的生活作風教育”、“《史記》創新與創新精神教育”等五個方麵論述了《史記》所蘊涵的人文精神和用其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的問題，指出《史記》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其人文精神對青少年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綜合素質，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華南師範大學楊皚教授《司馬遷稱周厲、周宣之際為“共和”趣旨探微》一文，認為在不同的情況下，《史記》中“共和行政”或“共和”的含義有著差異：明說“共和”或“共和行政”是指周、召二公共同協和執政；含蓄地說“共和行政”是指共伯和攝行王政；有時又把“共和”看作是一種政治形式或一個曆史時期的標記。司馬遷頗為注重表明的“共和行政”是周王室的共和政治，對周、召二公共同協和行政總是用明朗的筆調表述，尊周的意思比較明顯。司馬遷一方麵采用“共和行政”這個特別字眼，以表達他對民主共和政治形式的認肯，一方麵又用憤怒的口吻去講述和揭示周厲王的專政行為與暴虐事實，體現了憎惡專製政治、讚揚民主政治的思想傾向。
陝西師範大學劉銀昌《〈史記〉易學與數術學發微》一文，列舉了諸多學者對《史記》受《周易》影響的觀點和論述，指出《史記》言《易》，有四種情形：一是稱引《周易》原文；二是化用《周易》語句而取其意；三是注釋與闡發《易》理《易》學；四是對易占的記載。《史記》深受《周易》影響的主要體現：一是《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創作宗旨，深受《周易》影響；二是在創作方法上受《周易》影響；三是《史記》表現出的一些思想，與《周易》有潛在的相通關係；四是司馬遷“發憤著書”的文藝思想受到西伯演《周易》的影響。《史記》所記載的數術主要有卜筮、占夢、望氣、讖緯等。
渭南師範學院張崇文副教授的專著《史記列傳圖誌》，是一部為《史記》70列傳有關時代、形勢、事件、人物事跡和活動等繪圖示意，並對圖進行注釋和解說的著作，共25萬字，2006年9月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全書共為70列傳繪製了104幅地圖，有一部分是為各個重要曆史時期簡說而繪製的，絕大部分則是為人物列傳單一內容繪製的。除各重要曆史時期簡說的圖誌外，一般是一個列傳一個圖，也有一個列傳兩個圖甚至四個圖的。每一圖誌都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圖，二是圖“注”，三是圖的“解說”。渭南師範學院段國超教授為該書作序，認為《史記列傳圖誌》“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極具創新意識的學術著作；在《史記》研究史上是一部圖誌並美、獨具特色的填補空白之作”。其特點：一是“創新性”，二是“精確性”，三是“工具性”。的確，張崇文的《史記列傳圖誌》構思新穎，內容豐富，能為人們學習和研究《史記》帶來諸多方便。
另外三部被收入“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於2006年9月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專著，也與《史記》的思想內容有一定的聯係。其中原吉林師範學院宋嗣廉教授的《司馬遷兵學縱橫》，共25萬多字，分為“從《孫子兵法》到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古代軍事史傳的又一座豐碑”、“司馬遷的兵學思想”、“司馬遷寫五帝、夏、商、周時期的戰爭”、“司馬遷寫春秋時期的戰爭”、“司馬遷寫戰國時期的戰爭”、“司馬遷寫秦漢時期的戰爭”、“司馬遷對兵家名將的摹寫”、“司馬遷兵學對後世的影響”等章節，是一部專門論述《史記》軍事和司馬遷兵家思想的著作。暨南大學吳宏岐教授和王元林副教授的《司馬遷與中國地理》，共22萬字，分為“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及其曆史地位”、“《史記》與中國自然地理”、“《史記》與中國人文地理”、“《史記》與中國區域地理和地圖學”、“司馬遷地理學思想的淵源”等章節，是一部專門研究《史記》地理的著作。大連大學教授毛曦和西北政法大學段建海副教授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共16萬字，主要闡述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分為“司馬遷史學繼承論”、“司馬遷創作動因論”、“司馬遷曆史哲學論”、“司馬遷史學思想論”、“司馬遷曆史編纂論”、“司馬遷曆史地位論”、“司馬遷史學影響論”、“司馬遷史學價值論”等章節。雖然其中更多的是探討司馬遷史學思想的，但也不乏對《史記》內容等的研究和探討。如“《史記》的編纂原則”、“《史記》的編纂體例”、“《史記》的編纂筆法”、“曆代名家對《史記》的評說”、“紀傳體體例對古代史書編纂的影響”等就是研究《史記》有關內容的。
在《史記》思想內容研究方麵的研究成果還有日本大野圭介的《〈史記·五帝本紀〉淺析》、王芳的《政治權勢中的婚姻、情感、倫理關係——解讀〈史記·外戚世家〉》等。
人物形象研究
《史記》人物研究，一直是《史記》研究的熱門課題。2006年的《史記》人物研究，海峽兩岸都有不少學者積極參加，發表了近20篇文章，所涉及的人物比較多，其中不乏具有新穎觀點的成果。
西藏民族學院姚軍《精於計謀疏於政治：範增論》一文，主要分析了項羽謀士範增的計謀和不足。認為作為項氏集團的謀士，範增精於計謀，他的人生輝煌主要是圍繞“奇計”展開的。範增一生的奇計主要包括勸說項梁立熊心為楚懷王、建議項羽鴻門宴殺掉劉邦、諫言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勸告項羽在滎陽相持戰中打敗劉邦等，大部分計謀都將劉邦作為主要對手。範增是司馬遷筆下一個集優點與缺點於一身的奇人，他奇在古稀從軍，更奇在精於計謀，這是他的謀士本色。他的不足在於疏於政治，對內沒有在軍事上製定切實可行的戰略決策，沒有幫助項羽樹立一個爭奪天下的遠誌，沒有幫助項王建立一個穩固的後方基地；對外沒有幫助項羽很好地聯合其他諸侯來壯大自己實力，替項羽最大可能地延攬才俊，以致諸侯叛降，四麵樹敵；對上，他沒有能夠諫諍項王，導致了項王最終的慘敗，這是他作為謀臣的缺位。
濟南大學常昭、段現成《從人格心理學論韓信悲劇的自身成因》一文，從韓信人格心理角度論述了其失敗的自身原因。認為韓信的人格結構是十分複雜的，既有卓越的才能，也有很多人格缺陷。具有依附之心、貪欲之心、驕傲之心、複仇之心、報恩之心等側麵，這五個人格側麵相互關聯，導致了韓信的悲劇結局。依附型的人格導致他沒有遠大理想，永居人下；強烈的報恩之心與貪欲之心又加劇了對最高統治者的依附；恃才使傲，貪欲難足又令統治者難以容忍；強烈的複仇心也使部分人有機會進行報複。總之，韓信的悲劇形成主要是其自身的各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在多重人格的作用下，韓信最終被劉邦集團騙殺，成為曆史的一大悲劇人物也就不足為奇。
解放軍藝術學院陳曦副教授《此身合是詩未？——〈項羽本紀〉的另一種解讀》一文，從詩人氣質方麵對項羽進行了一種新的解讀。認為項羽憑借《垓下歌》這首足以使天地動容的悲歌，贏得詩人的頭銜似屬理所當然。司馬遷不僅讓項羽躋身於《史記》本紀的行列而與西漢帝王並駕齊驅，還鋪陳了項羽身上頗具感召力的詩人氣質。詩性的光輝閃爍於項羽短暫而輝煌的人生之路。在這個“才氣過人”的男子漢胸中，積蓄著洶湧澎湃的萬丈激情。他痛恨不可一世的暴君秦始皇，豪邁地聲稱“彼可取而代之”。巨鹿之戰前，他發動兵變，果斷殺死楚軍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宋義。大戰中，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發楚軍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是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是以勢不可擋的充沛之情，譜寫了一篇巨鹿大戰的詩篇。秦朝覆滅之後，項羽內心深處認為個人的使命業已完成，故急於結束廝殺征戰的苦難，不願讓老百姓自己卷入苦不堪言的持久戰中，於是向劉邦提議決鬥，裸露出可愛的赤子之心。垓下突圍後，項羽義無反顧地上演了烏江自刎的悲壯一幕，以自殺解決消除人民痛苦問題。他的自刎同屈原的自沉具有同樣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詩性力量。項羽詩性精神的形成，與其不凡的出身有直接關聯，源於其血液中凝聚的貴族情結。他的慷慨赴義，與孔子所宣揚的“殺身成仁”的人格教義，他的“偉丈夫”氣概，與孟子所揄揚的“至大至剛”的人格境界，有明顯的相同結合之處。司馬遷在沒有回避項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筆端含情地描述了這位失敗英雄的詩性精神，並進而揭示了人類生存的一種悖論：詩性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與之如影隨形的往往不是歡快的喜劇，而是沉重的悲劇。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從不萎縮和頹廢”，“以深刻的真理、壯麗的詩情和英雄的格調使我們深受鼓舞”。項羽的詩性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這種悲劇魅力，給予後人的便是這種意蘊豐厚的啟示和振奮人心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