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輔仁大學陳佩琪《略論漢文帝之“明主”形象》一文，主要分析了司馬遷筆下的漢文帝形象。認為漢文帝具有“仁德為懷，施惠於民”、“舉賢納諫，重用人才”、“謹慎甲兵，惡煩百姓”等特點。其政治措施的仁德表現在“除收帑諸相坐律令”、“除誹謗妖言之罪”、“除肉刑”和“倡節儉，莫擾民”等政令方麵。文帝即位之初，所任用的將相多是舊功臣，例如周勃、陳平、灌嬰等。其舉賢納諫，重用人才，主要體現在《降侯周勃世家》、《袁盎晁錯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田叔列傳》等。對於優秀人才，文帝從不吝於拔擢。他對賈誼破格提拔，對張釋之四次擢升，又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希冀可以廣納意見，作為施政的方針。對於南越，文帝采取以德化之的策略，終於化解了一觸即發的危機，收到良好的成效。對於匈奴，文帝一方麵派使臣向匈奴表達“和親”的誠意，另一方麵，對於匈奴無視、破壞和親的行為並非視而不見、一味姑息，也采取了防備策略，隻是命令邊塞戒備防守，不發兵深入匈奴境內。其“謹慎甲兵”的用心在於“惡煩百姓”，而此用心也是一種仁德的表現。
台灣大學黃世錦博士《略論公孫弘之人物形象》一文，主要分析了《史記》中公孫弘的形象，認為公孫弘具有“諂媚人主、善觀時變”、“自奉儉樸、沽名釣譽”、“意忌內深、睚眥必報”、“知止進退、居安慮危”等特點。
廣西民族學院楊寧寧副教授《從〈史記〉看春秋戰國時期的食客群體》一文，對春秋戰國時期食客群體的產生原因和性格特征進行了分析。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湧現龐大的食客群體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舊有的社會體製被打亂，催生了食客群體；二是人才選拔機製的多元化，派生出了食客群體；三是人們觀念意識的轉變，逐步接納了食客群體。食客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有的人經過個人奮鬥上升到士的階層，有的逐漸分化為俠客、刺客、說客、遊民等。造成食客身份多變的原因主要有權貴推薦、自我推薦、主動尋找、意外事件等。另外，食客成分的複雜性，決定了他們性格的複雜多變，甚至在一些人身上出現了二律背反的性格規律。春秋戰國時期食客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一是忍辱負重，成就功名；二是俠義報恩，忠心耿耿；三是追名逐利，舍義取利；四是投機鑽營，趨炎附勢；五是自卑自傲，敏感多疑；六是虛榮炫耀，狹隘報複。
華中師範大學王雙慶《司馬遷與“李廣難封”》一文，是近幾年來對李廣進行重新認識的文章之一。認為“李廣難封”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司馬遷的刻意而為。司馬遷不僅為李廣單獨立傳，且尊稱為“李將軍”，“隻一標題間，已見出無限的愛慕敬仰”。司馬遷沒能對李廣的功過是非從根本上給予正確評價，歪曲了造成李廣悲劇的深層次原因。可以說，沒有《李將軍列傳》，便不存在“李廣難封”的感慨。李廣在戰場上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不避刀槍，大概沒有人能和他相提並論，若要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一個將軍必備的軍事才能，李廣就顯得江郎才盡。李廣充其量隻是一名驍勇善戰的虎將而已，算不上統兵封疆的真正的將軍之才。司馬遷從李廣的悲劇身世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為李廣單獨立傳，並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融進自己的身世之歎，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他從選擇材料、組織材料，到形成文字，都運用了高超的藝術表現手法，極力描寫李廣的驍勇善戰，而淡化、模糊甚至有意掩飾李廣自身的一些致命弱點。同情他的遭遇，並為他的不幸鳴不平，以致讀者“很難區分是在了解曆史的本來麵目，還是在文學欣賞的過程中接受作者畢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其實，李廣的一生並沒有建立過什麼了不起的戰功，他的事跡千百年來得以廣為流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他立傳的緣故。“李廣難封”本是極其自然平常的事，但由於司馬遷與李家有種令人難以理解的瓜葛，使得他對李家寄予了過多的同情和偏愛，在撰寫時運用了絕妙的藝術表現手法，誤導了後人對李廣的認識和評價。可以說，“李廣難封”應主要歸“功”於司馬遷。
淮海工學院肖振宇教授的《為叔孫通正名——對〈史記〉中一些人物的新思考之一》一文，觀點不同於人們對叔孫通的傳統認識。認為人們指責和譏諷叔孫通所犯的事人易主和麵諛得幸兩大錯誤，並不完全錯在叔孫通身上，而很大程度上是錯在人們對他的評價觀念和標準上。綜觀叔孫通所侍奉過的胡亥、項梁、熊心、項羽等幾人，都算不上賢明君主。在天下紛爭的混亂時代，士人易主是經常發生的，陳平、英布、韓信、季布等都是先跟隨項羽後又投奔劉邦的。人們對他們的易主行為非但不指責，反而認為是棄暗投明。叔孫通的易主和這幾個人的易主性質是一樣的，隻不過是他在擇主之路上比他們多走了些彎路。叔孫通的易主是講究實際、靈活處事、選擇明主的行為。人們對叔孫通易主指責譏諷，主要是封建的忠節思想在作怪，而且在具體人物的評價上使用了雙重標準。另外，叔孫通對秦二世言陳涉造反和為劉邦定朝儀的話語，滿足了需要，順應了曆史的潮流，其不僅不是麵諛，而且是審時度勢的行為，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其因此得到主子的獎賞提拔而得幸，不是他所能左右的，責任並不在叔孫通。其實，叔孫通在劉邦廢太子劉盈等事件上還是敢於進諫、據理以爭的。此外，叔孫通出於公心、適時向君主推薦有用人才和考慮下屬、已言必諾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叔孫通還具有領導才能，懂得怎樣安眾和服眾。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絕非頭腦發熱的盲目之舉，而是有計劃和目的的慎重之行。
渭南師範學院韋愛萍副教授《論蕭何的政治智慧》一文，認為蕭何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現為：一是具有政治家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長遠戰略眼光；二是具有“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等高超的治國才能；三是具有采納善言的寬闊胸懷；四是具有識別人才的慧眼；五是具有恭謹從事、忠誠厚道、待人誠懇、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性格；六是具有關心民眾重視民意的思想。蕭何在秦末漢初紛擾動亂的時代中，為自己也為家人爭得很好的生存空間，不能不說是非常好地運用了政治智慧。
西北大學丁曉雯《司馬遷筆下呂後的政治才能評議》一文，把呂後的人生分為劉邦稱帝以前的貧民生活、劉邦在位時期的皇後生活、劉邦死後的臨朝稱製生活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呂後眼光獨到，她沒有埋怨劉邦不腳踏實地工作，反而寬容地理解了他的行為，努力完成作為賢妻所承擔的責任。第二個階段在劉邦稱帝後的七年中，她不僅輔佐劉邦定天下，而且與劉邦同掌實權。劉邦穩定西漢初年政局，消滅各地異姓王多得呂後之力。呂後幫助劉邦誅滅的異姓王有韓信和彭越。在選立太子和詢問劉邦身後人事安排方麵也有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三個階段，呂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固本、製藩，對於製約打擊反對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主要作為有劉、呂聯姻、封諸呂為王、采取“休養生息”政策等。可以看出，呂後並不隻是漢高祖後宮中的平凡佳麗，而是一個有權力的皇後，是西漢開國大業的積極參與者。雖然由於她自身強烈的變態心理做出了一些常人無法想象的事情，但是這一切都掩蓋不住她非凡的政治才能。她的統治不僅為恢複漢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鞏固新生政權奠定了物質基礎，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同時為“文景之治”起了鋪墊的作用。司馬遷為呂後作《本紀》，是漢代婦女地位提升和他個人判斷的結果。他對呂後的記載是真實的，對呂後的評價也是客觀公允的。
在《史記》人物研究方麵的研究成果還有，高禎霙的《足智多謀運籌帷幄——論楚漢相爭時期的謀士》、宋淑潔的《為小人物立傳的〈史記〉——讀〈伯夷列傳〉》、嶽蕾的《一個利己主義者的悲劇——讀〈李斯列傳〉》、高一萍的《司馬遷神化劉邦之原因初探》、方原的《〈史記〉中的漢景帝形象》、於雪芳的《說刺客——讀〈史記·刺客列傳〉》、董小改的《從〈史記·項羽本紀〉中看項羽》、蔡建滿的《從〈史記〉看我國早期商人形象》等。
體裁體例研究
2006年，《史記》體裁體例研究方麵的成果不多，其中三篇是有關《史記》十表的，有兩篇是研究“合傳”的，還有研究“太史公曰”的。北京師範大學韓兆琦教授《〈史記〉十表總論》一文，逐一分析了《史記》十表的內容及其所表達的司馬遷的思想，並且認為十表能豐富讀者的知識。首先，十表補敘了許多“本紀”、“世家”、“列傳”所沒有說到、或沒有說清的事情。其次，許多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分散在各篇人物傳記裏，不容易使人感到事態的突出與嚴重。一旦分門歸類地加以表列，事態就立刻顯示得觸目驚心了，枯燥的文字立刻增加了感情色彩。最後，通過對《史記》人物傳記與《史記》諸表的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馬遷遴選人物的標準與其獨特的傾向性。
北京師範大學張振利《從〈史記〉漢表試析漢武帝對諸侯王的處置》一文，結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等，集中討論漢武帝對諸侯王的處置，進而探討漢武帝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勢力的互動及漢代的社會法製。認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143人遭漢武帝處置的有70人，大多是因有罪無後而被國除。《惠景間侯者年表》90多人遭漢武帝處置的有36人。這兩個表中諸侯王被漢武帝處置所列舉的罪名，大體有危害政權罪、褻瀆皇權與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罪、危害中央集權罪、職務犯罪、思想言論罪、違反倫常罪，以及其他政治、經濟犯罪。由此可以看出，漢武帝一方麵通過樹立皇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來加強中央集權，使皇權與政權合而為一，另一方麵削弱諸侯王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記漢武帝所封諸侯73人，承襲至太初以後未絕者29人，其餘大都因無後有罪而被國除。此表中諸侯王被漢武帝處置所列舉的罪名，大體有坐酎金罪、謀反罪、矯詔罪、盜毀山陵罪、奸罪及受財物罪等，也有因邊境征伐而獲罪的。《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共計162國，承襲至太初以後未絕者85國。此表中諸侯王被漢武帝處置的有70多國，所列舉的罪名大體有坐酎金罪、不敬罪、褻瀆皇權罪、違反倫常罪等。可見，漢代法律對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及與之相應的人倫綱常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威。身為宗室王子同樣也受到法律的製裁，從一個側麵反映漢代法律具有相對公平性和絕對嚴酷性。漢武帝采取不同於對待功臣侯者的手段處置宗親諸侯王，也反映了他對血緣宗法的認同並未喪盡。此外，漢武帝對宗親諸侯王的處置無形中助長了外戚的勢力，打破了宗族勢力與外戚勢力的平衡，為後來元、成、哀、平四朝外戚相繼起而專政埋下了禍根，最終導致了王莽篡漢。
哈爾濱師範大學欒繼生教授和李年群《〈史記·十表〉三辨》一文，對桓譚所說的《三代世家》“旁行斜出”、《秦楚之際月表序》及《太史公自序》的“三嬗”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其他六表的經緯變化進行了探討。認為《三代世家》表的前半段，從顓頊到周屬，所記載的世係是依次遞增，上下呈梯狀排列。如將各世係的末端相連，恰如一條自下而上的對角線，正與“斜上”之意相通。這種情況是其他各表所不具備的。各係屬是從右到左橫著一字展開，故稱之為“旁行”，這一點與其他各表相同。《秦楚之際月表序》和《太史公自序》中“三嬗”的“嬗”應指天下時勢由一個主宰向另一個主宰的更替。無論是五年還是八年，“三嬗”的終點是一致的，即劉邦稱帝。“三嬗”中第一嬗應該指秦嬗義帝，而非秦嬗陳涉。司馬遷製十表經緯的變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據所記載內容的不同，在製作方法上作出相應選擇。其原則，一是要能夠充分容納，二是要追求直觀便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其他六表以國經年緯作侯表，是書寫製作方法上的需要。侯表的特點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侯國的數量要遠多於在表中作緯的王國數量。一枚簡牘的長度最多能上下寫50個字，即使是寫在帛上，若年經國緯，長長地從上往下排列幾十個侯國，製作和閱讀都會很不方便。就是說要以侯國為緯，在製作上是很難辦到的。因此，司馬遷改為國經年緯，為了準確說明侯國延續時間的長短，便在每一小格內用數字加以標明。二是侯國子孫世襲應對各侯延續的情況作連貫記載，以便讀者對侯國的曆史一目了然。
《史記》人物列傳有單傳、合傳、類傳幾種類型。單傳是隻記載一個人物事跡的列傳，合傳是記載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物事跡的列傳，類傳是記載兩個以上同一類人物事跡的列傳。人物列傳單傳容易辨識，而合傳與類傳往往被人們混淆。淮南工學院肖振宇教授《〈史記〉人物合傳論》一文，認為《史記》合傳和類傳的區別有3點，一是題目的命名不同。合傳題目往往以所記人物的姓氏、尊稱、名字、封爵、官職命名。類傳的題目往往以人物的社會職業、社會身份或社會評價稱謂命名。二是敘寫人物的行文方式不同。合傳往往大多先以敘事的口吻直寫一個人的傳記，然後在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開端，發表作者對所記人、事的觀點看法。類傳往往大多先寫作者對某一類人的性質或行為的觀點看法，然後再記寫人物生平事跡。三是所記人數、人物的一致性不同。合傳有時隻記兩個人，有時記兩個以上的人。所記的人，從類別上講，有的相同，有的不同。類傳所記多是兩個以上的人物，而且皆是相同的一類人。《史記》中屬於合傳的有29篇，另有從題目上看是單傳而從內容上看是合傳的有6篇，有類傳10篇。從《史記》人物合傳所寫內容來看，司馬遷之所以把一些人物用合傳形式來寫，其原因，一是因官職相連而合寫，二是因事相涉而合寫，三是因才智相同而合寫，四是因遭遇相似而合寫。《史記》合傳對人物的記寫，並不是將幾個人物的傳記簡單的相加，而是根據所記人物的不同情況，采用了分寫法、混寫法、引寫法和附寫法等手法。
《史記》體裁結構上的一個特點，就是每篇正文或前或後都附有一段“太史公曰”。劉知幾以《史記》正文篇前的“太史公曰”為“序”，以篇末的“太史公曰”為“讚”，習慣上統稱“論讚”。陝西師範大學吳玲玲《“豹尾”正堪“續貂”——簡評〈史記〉中“太史公曰”》一文，分析了《史記》的“太史公曰”，認為《史記》“太史公曰”可分為篇前序論、篇後讚論、夾敘評論三種形式。《史記》論讚凡134篇，其中序23篇，讚106篇，文中之“論”4篇，《太史公自序》1篇。《太史公自序》為全書總論。論讚共計300936字，其言簡義豐，精意深旨，議論宏闊，筆勢縱放，是《史記》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史記》氣血靈魂的所在。“太史公曰”是司馬遷首創的史論形式，它承繼《左傳》“君子曰”，而又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充分體現了司馬遷的獨創精神。《史記》保留了“君子曰”的外在形式並將其進一步多樣化，更重要的是在表述形式、內容範圍上都有了超越，史論的深刻程度遠遠超過了“君子曰”。並且，《史記》“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借以抒發己見的一節文字，是司馬遷評論曆史人物、寄托個人理想、議論抒情的自由空間，也是研究司馬遷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其主要功能：一是闡明立篇旨意，總體概括全篇；二是用來敘事，補充事義，描繪人物外貌；三是評論曆史人物，體現愛才思想；四是記經曆，記調查行蹤和收獲。其藝術特點：一是濃烈的抒情意味；二是靈活的表達方式；三是傑出的語言運用。《史記》的“太史公曰”是絕妙的，是畫龍點睛、錦上添花的神來之筆，是精彩的“續貂”之“豹尾”。
周旻《略論《史記》的人物類傳》一文認為，《史記》類傳共11篇，涉及人物幾乎遍及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可以看到從市井到官場及至皇室內部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與人生百態。《史記》的人物類傳就不僅是人物的傳記，而成為《史記》擴大記人範圍，反映寬廣社會生活的手段，成為《史記》列傳中的重要類型。《史記》人物類傳的特色從曆史記敘與文學描寫的角度看，傳主共同特征鮮明突出，寫最能體現傳主類型共同點的事跡，在表現傳主共性的基礎上突出人物個性，形式多樣。《史記》人物類傳表現了司馬遷對下層人物的歌頌，體現出司馬遷的一些社會思想。
寫作藝術研究
圍繞《史記》寫作藝術，2006年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和一部專著，其中有幾篇是研究《史記》修辭的。
渭南師範學院馬雅琴、王麥巧、王曉紅三人分別發表了有關《史記》修辭的文章。馬雅琴副教授《論〈史記〉中引用修辭的藝術價值》一文，主要探討了《史記》中引用修辭的使用情況和藝術價值。認為《史記》中的引用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引文部分可加有引號，有形式上的標記，文字、標點與原文完全一致；二是引文部分雖然也可加有引號，在引文中也有作者、書名或某說話人等，但所引述的有關語言材料的文字、標點與原文不盡一致，隻是大體相同而已；三是引文部分既可沒有引號，也沒有說明何人所說或出自何處，所引的語言材料與所引文字彼此已經融合為一個整體；四是大量引用了曆史人物的著作。《史記》中引用修辭具有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增強作品抒情性、故事性和說理邏輯性等藝術價值。王麥巧副教授的《談楚漢戰爭的組構手段》文章，主要探討了司馬遷記敘楚漢戰爭所運用的各種組構手段。認為楚漢戰爭曆時五年，發生的事情無數。這些事情，有的跟項羽有關，有的跟劉邦有關，有的跟淮陰侯韓信有關……如果把這些事情安排在一個人的傳記裏，不僅臃腫，主題不鮮明，而且不利於塑造人物。鑒於此，司馬遷根據表達的需要，有意將它拆開，分放在20個人的傳記裏，分別記述。《史記》在記敘楚漢戰爭時運用的主要組構手段有分述、詳寫與略寫結合、截取、對照等多種手法。這些手法各有各的積極作用。分述是一種開放的結構方式，加大了《史記》的容量。詳寫和略寫相結合使事情主次分明，使文章的中心表達突出。截取法使作者省略了不少筆墨，可以集中精力著墨反映事物本質的閃光片段。對照手法不僅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而且塑造出鮮明的人物形象。王曉紅講師《〈史記〉修辭與“不隱惡，不虛美”關係探微》一文，主要探討《史記》修辭與其“不隱惡，不虛美”的關係，認為《史記》大量運用了比喻、誇張、諱飾、擬人、重複、引用等多種修辭手法，撰述信史和美文構成了司馬遷創作的雙重目標。曆史著作要求科學嚴肅，事須確有其事，人須真有其人，不虛美，不隱惡；文學著作追求典型性、生動性、形象性。為了將二者統一於創作中，司馬遷借助文學手段，以美的語言、美的結構、美的形式，使傳主的生命價值得以很好地展現出來。豐富的修辭手法，正是司馬遷激活曆史，生動地再現曆史，實現自己審美理想的重要手段，在人物塑造、敘事狀物、抒情表意等方麵發揮著作用和功能。
韓城市博物館薛希婷《以雄健之筆寫神勇之人——讀〈項羽本紀〉》一文，從“用典型描寫和重複修辭，塑造英雄的形象美”、“傳神的細節鋪陳，升華了英雄的人格美”、“細膩的心理活動描寫，烘托英雄的悲壯美”等三個方麵論述了《項羽本紀》在人物刻畫方麵的美學成就，認為司馬遷以雄健之筆，寫神勇之人，使項羽這個悲劇人物沒有讓人看到頹廢、衰颯，而是令人感到激烈、悲壯，感人至深，讓讀者在美的領域中增強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和認識，並從形象美、人格美和悲壯美中得到熏陶。
許昌學院馬寶記副教授《隨物賦形首尾相應——〈史記〉人物傳記“引入法”藝術特征論》一文，認為根據人物的不同出身、經曆、思想以及曆史地位等，《史記》采取了不同的人物出場描寫方法。其主要有：一、循序漸進法。“循序漸進法”是對人物的籍貫、幼年、特點等一一介紹，條理清晰。此種方法最為常用。二、直入主題法。直入主題法。“直入主題法”指省略一般的繁瑣介紹，而直接進入人物主要事跡的敘述。三、擇要介紹法。“擇要介紹法”指作者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進行介紹。四、趣事導入法。“趣事導入法”指將與人物主要事跡、性格有內在聯係的有關趣事作為“引子”導入。五、家世定位法。“家世定位法”指直接將人物的出身以及家世清楚地展現出來，使讀者對人物的背景了如指掌，人物的一舉一動都會帶有明顯的身份色彩，讀者也就更能夠洞察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進而立體化地評價人物。六、縱橫交錯法。“縱橫交錯法”指在介紹人物出場時，往往不隻是采用一種方法，而是共同使用多種方法。司馬遷根據不同人物的不同特征，選擇最能展示人物思想、表現人物特點的人物出場描寫方法，收到了非常好的藝術效果，是《史記》藝術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價值：一是反映了作者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與態度；二是蘊涵著曆史人物的性格與命運；三是暗示著曆史人物的未來與結局；四是表達了作者對曆史人物的情感。
西北大學張佩《〈史記〉中的怒與諷》一文，認為司馬遷主張文學反映現實生活，並刺譏時事。《史記》中的諷刺有“無聲勝有聲，無聲的沉默”、“引用他人之語”、“狀摹本人自衿聲色的心態”、“借秦諷漢”、“以褒為貶”、“記事兩出”、“記事雷同，周而複始”等多種手法，諷喻變化傳神，巧妙靈活。並且認為，被司馬遷譏諷最多的是漢武帝。
在探討《史記》敘事藝術方麵，陝西師範大學李曙光《論〈史記〉敘事的辯證藝術》一文，認為《史記》敘事的辨證藝術實際上是辯證思維在寫作中的成功運用，其包括“大和小”、“奇和正”、“剛和柔”、“張和弛”、“隱和顯”以及開合、明暗、動靜、抑揚、疏密等辯證手法的成功運用。海南大學毛金霞的專著《史記敘事研究》，是一部專題研究《史記》敘事藝術的著作，共27萬字，2006年9月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作者既借助於語言的結構分析來探討敘事藝術的普遍形式，探索《史記》審美意義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又借助於社會心理和審美心理的分析來把握《史記》敘事的深層意蘊。通過研究《史記》的敘事，旨在探討中國的敘事傳統，給其他作品的解讀提供一條思路。全書主要分為九部分，從敘事主旨、敘事時間、敘事結構、敘事材料、敘事立場、敘事視角、敘事藝術、敘事語言、敘事風格等方麵探討了《史記》的敘事藝術特點和成就，既有理論闡述，又有事例論證，分析深入細致，對人們進一步解讀《史記》有著積極作用。
2006年《史記》寫作藝術方麵的研究文章，還有淩朝棟的《司馬遷〈史記〉引用〈詩經〉論略》、劉鳳琴的《從〈史記〉看秦漢之際的審美文化特征》、蔣玉斌的《〈史記〉的尚奇意識論略》、李巍《論〈史記〉抒情性及其得失》、趙利偉《“直書”與“曲筆”——〈史記〉藝術中的一體兩翼》、張瀏森和李曉鵬的《〈史記〉用典的文化與藝術價值》等。
版本校注及考證考古研究
2006年《史記》版本校注，主要是發表了一些有關《史記》文章的字句校勘考辨。其中南京師範大學趙生群教授的《〈史記〉疑義新證》（本紀上），是作者閱讀《史記》的部分劄記，對《史記》本紀中的22處字詞進行了校釋。其中《五帝本紀》4處，《夏本紀》2處，《殷本紀》3處，《周本紀》4處，《秦本紀》3處，《秦始皇本紀》4處，《項羽本紀》2處。如其認為《五帝本紀》“明鬼神而敬事之”的“明”訓為“尊”。《夏本紀》“北播為九河”的“北”疑為衍字；“江、漢朝宗於海”的“朝宗”為“會合”之意。《殷本紀》“湯舉任以國政”的“舉任”是同義連文，為“任用”之意；“敢行舉亂”的“行舉”同義，“行舉亂”，即“行亂”、“作亂”；“高天下以聲”的“高”與“矜”同義，為同義連文。《周本紀》“乃斷棄其先祖之樂”的“斷”和“棄”義近，為廢棄之意；“其歸鮮矣”的“歸”當訓為“終”；“周既不祀”的“既”訓為“終”。《秦本紀》“鄭君謹修守禦備”的“禦”訓為“備”，非衍文。“守禦備”謂守禦之意；“以責督於下”的“責督”為同義連文。“督”有“責備”、“責求”之意；“爭長於黃池”的“爭長”即“爭先”，謂爭會盟先後之次第。《秦始皇本紀》“戎翟君公”的“君”、“公”同義；“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的“將”、“欲”為同意連文；“體道行德”的“體”、“行”同義；“審別職任”的“職”、“任”同義，“任”亦“職”之意；“和安敦勉”的“敦”、“勉”同義，為“勸勉”之意。《項羽本紀》“於是項王乃上馬騎”的“騎”非衍文，“馬騎”謂乘坐之馬；“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的“矜”、“奮”同義，皆“自矜”、“自誇”之意。
海南師範學院張興吉教授《〈史記·五帝本紀〉校勘心得》一文，指出了中華書局本《史記》存在的一些問題。認為問題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標點方麵的問題，尤其以文意理解有誤居多；二是版本校勘方麵的問題。版本方麵的問題主要是沿用了原底本金陵書局本的一些錯誤，校勘方麵的問題則是張文虎在版本校勘中形成的錯誤。文章對《五帝本紀》的11處版本和校勘問題進行了勘正，其中《史記·五帝本紀》文本2處，《史記集解》2處，《史記索隱》2處，《史記正義》5處。
台灣清華大學博士生陳惠玲《〈史記·夏本紀〉：“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司馬貞索隱淺析》一文，主要對《夏本紀》“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的司馬貞索隱的文字進行了分析。司馬貞《索隱》說：“禹聲音應鍾律。今巫尤稱禹步。又一解雲：上文聲與律為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故稱以出也。”作者認為，司馬貞的注釋以禹的聲音與音樂的鍾律是相應諧的，並將“巫”與“禹步”畫上等號，是一段十分有趣的並保留了原始神話材料的注釋。關於何謂“禹步”，《荀子》、《屍子》、《呂氏春秋》、《帝王世紀》、《抱樸子》主張是禹走路的樣子；揚雄《法言》、劉師培《法言補釋》認為是“禳災之官”，“步”與“巫”同義。作者認為，由“禹步”到“禹巫”、“巫步”是神話曆史化，或曆史神話交錯中所產生的有趣現象。若以巫術時代看，鯀禹或本為“司巫之長”。基於對治水英雄和巫界祖師的崇拜，“禹步”則被後世群巫方士奉為圭臬，成為“巫步”。古代巫者方士“土龍致雨”，借由“吹律”引龍出動，企圖施法改變氣候，號令龍獸，興起風雲，故“吹律”是號令土龍的法器。
在考證考古研究方麵，2006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發表了不少研究論文。浙江工商學院徐日輝教授《〈史記·五帝本紀〉之黃帝考疏》一文，認為黃帝的“黃”從田，與黃帝出生於黃土地有關。並且認為黃帝出生於上邽，即今渭水上遊的甘肅天水市東。天水市東有軒轅穀，考古發現表明其一帶台地上布滿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並且延渭水一直向東延伸。黃帝稱軒轅與木有關，軒轅二字從車，“黃帝作車”，當是軒轅氏的由來。從諸多記載看，當有兩個神農氏，一個是勢落衰敗的神農氏，一個是與黃帝三戰而敗的盛強神農氏，即原神農氏勢衰後新興的炎帝神農氏。又認為風後、力牧、常先、大鴻初為人名，後演化為地名。關於黃帝居軒轅之丘還是都軒轅之丘，司馬遷交代得不大清楚，後人往往把黃帝居軒轅之丘看做是都軒轅之丘，而且爭論不休。實際上叫“軒轅”的地方不止一處，其中甘肅、陝西、河南、河北、安徽就有“軒轅穀”、“軒轅丘”、“軒轅台”、“軒轅宮”、“軒轅廟”、“軒轅陵”等。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與黃帝有關，這是黃帝“未嚐寧居”的真實再現。而作為政治中心的“都”卻不會如此分散。根據近年來考古發現，特別是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遺址的發現，河南新密市作為黃帝都軒轅丘是能夠成立的。黃帝到底葬於何處，至今還是個謎，因為司馬遷當時就沒有弄清楚。浙江縉雲的荊山、鼎湖自古便與黃帝有關，從而形成了浙江縉雲的黃帝仙都與陝西的黃帝陵南廟北陵的格局，而且其香火鼎盛綿長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