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張衍田教授《〈史記·河渠書〉校點誤例辨正——濁漳源頭考》一文，指出《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句《史記正義》“《括地誌》雲：‘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誌》雲：‘濁漳水在長子鹿穀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穀二山，北蔍也。鄴，相州之縣也。”《正義》這段文字，在校點方麵有兩個問題：一是漏校，一是誤點。其應為：“《括地誌》雲：‘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刀]黃山。’《地理誌》雲：‘濁漳水（在）[出]長子鹿穀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刀]黃、鹿穀二山北蔍也。鄴，相州之縣也。”認為“力黃山”應為“倒黃山”。漳水源頭由兩股水流彙成，二水都源於發鳩山東麓，一在刀黃山之陽（南），一在刀黃山之陰（北），當地村民稱之為陽泉水和陰泉水。陽泉水和陰泉水應該是濁漳水的兩個源頭，即南源和北源。
北京師範大學李鳴《侯嬴與魏齊史實考辨》一文，認為魏齊事件發生的時間《史記》所記模糊，諸傳所記之事互有抵牾。綜合各種記載，大體可以推定，魏齊之事當在長平之戰前。《範雎蔡澤列傳》將此事編次在秦昭王四十三年之前，於理為近。
江南大學呂錫生教授《項羽避仇吳中的確切地點在湖州》一文，說項羽與叔父項梁到底在哪裏避仇？史籍未見確切記載。曆來多以為是在蘇州，因為蘇州是當時會稽郡的首府，是吳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實，項羽叔侄避仇之地並不在蘇州，而是在湖州。理由有五：一是從選擇避仇的地點來看，蘇州引人注目不可能在其選擇地點之內；二是蘇州、無錫、常州一帶交通方便的地方，雖有項王廟而無項王的任何遺跡；三是在地方文獻上除了地處太湖西南的湖州外，其他地方並無有關項氏叔侄的絲毫記載；四是湖州地方文獻和民間傳說都講項羽在湖州避仇。湖州當時地處偏僻，避仇不易被人發覺，離吳地中心隻有半日之程，是個既偏僻又方便的地方；五是湖州有許多關於項羽的古籍和傳說。諸如卞山有項王走馬埓、飲馬池、係馬木、項王馬跡、霸王磨劍石等。湖州的子城又稱為“項王城”，晉時修築羅城將項王城包括在內，後稱為“子城”，史稱“項王古城”。城東8公裏處項羽觀秦始皇皇駕、說“彼可取而代之”、項梁掩其口的掩浦，又名“項浦”。明月峽又有霸王潭。這些古籍雖屬傳說，但絕非無稽之談，恰恰是項氏叔侄避仇湖中的最好證據。
經過對《史記》、《戰國策》、馬王堆漢墓《戰國策縱橫書》等有關文字及注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楊昶教授《“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補證》一文，認為《史記·魏世家》中“秦七攻魏，五入囿中”的“囿中”當指“梁囿”之中，而非“圃田澤”之中。圃田澤故址在今河南省中牟以東，與大梁城尚有距離。若秦軍僅入圃田澤之中，則與《史記·魏世家》“兵到大梁”和《戰國策·魏將與秦攻韓》章“國繼以圍”不合。因此，秦軍五次進入梁囿而抵大梁城下，既可謂“五入囿中”，亦可謂“五入國中”。《史記》、帛書和《國策》當各有所本，不能強合，宜並存之。然則，舊注以“囿”為“囿田，鄭藪”，謬矣。
南京大學張文華《釋“合肥受南北潮”》一文，著重對《史記·貨殖列傳》中“合肥受南北潮”一句含義進行探討。認為“合肥受南北潮”一句自三家注以來雖多有解釋，但大都著力於從字麵涵義上說明，因而總有含糊其辭、模棱兩可之感。其實，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以高度濃縮的方式概括了天下物產、風俗、經濟都會、地理形勢等情況。“合肥受南北潮”一句正是如此，它隱藏著江淮之間曆史交通的重要信息。合肥是個交通樞紐，有合肥附近至淮河的交通，有合肥附近至長江的交通，有合肥附近的交通等。“合肥”名稱的由來，也與施、肥二水有著密切的關係，可知二水對合肥的重要程度。“合肥受南北潮”的“潮”分別指長江和淮河。張大可《史記全本新注》雲：“受南北潮：受到南有長江、北有淮河的交通便利。”韓兆琦《史記箋證》雲：“此處實指南麵長江流域的貨物，北麵淮河流域的貨物，都可以由水路運到合肥。”二人解釋都指出了合肥地處江、淮之間，有便利的水路交通，因而才成為貨物薈萃、轉輸的重地，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江淮通往合肥的水運道路是：南麵從長江溯濡須水入巢湖，經巢湖溯施水至合肥；北麵從淮河入肥水，入肥水後又有三條路線可供選擇：一是溯肥水至施、肥分流處入施水，再順流而下至合肥；二是溯肥水至閻、肥腳彙處入閻澗水，溯閻澗水入陽湖，出陽湖再溯流至合肥；三是溯肥水至成德縣，入施水枝津，溯流至陽湖，再出陽湖溯流至合肥。
中國三皇古史研究室白雪軒研究員《秦國早期四地名今址考辨》一文，對秦始祖封邑秦地今址、秦始祖故居犬丘今址、秦莊公故居西犬丘今址和秦文公故居西垂宮今址進行了考證。認為秦始祖非子的封邑不在今甘肅，當在今陝西寶雞縣虢鎮西10公裏左右的渭河北岸，千河西岸；秦始祖非子的故居犬丘的今址當在漢槐裏縣，即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秦莊公故居西犬丘今址與秦始祖非子的故居犬丘實為一處。因其地在秦始祖非子父親大駱的封地犬丘之西100多公裏，習慣上還稱為犬丘，史家特加一“西”字進行區別；秦文公曾居住的西垂宮今址，當在古汧邑，即今陝西隴縣境內，而不是在秦西邑，即今甘肅天水西南。
鄭州大學袁延勝副教授《紀信籍貫蠡測》一文，主要考證紀信的籍貫。說關於紀信的籍貫，目前主要有西充（南充）說和天水說，但都沒有直接證據。《魏書》載齊郡昌國縣“有紀信塚”，與今鄭州惠濟區古滎鎮紀公廟村的紀信將軍墓不在一地。昌國在今山東淄博市東南，應在先秦時期紀國的疆域之內。紀國的大致範圍在今山東壽光市及其周圍一帶，都城在今壽光南15公裏處。《續漢書·郡國誌四》載北海國劇縣：“有紀姓，古紀國。”紀國滅亡後，紀姓子孫散布於今山東境內，但應以劇縣（今山東壽光東南）為中心。紀姓起源於山東紀國，從漢代紀姓人物看，有明確籍貫的都為山東人，因此，推而論之，紀信的籍貫似應在山東。如果《魏書》所載屬實的話，則齊郡昌國縣的“紀信塚”應是紀信的家鄉為紀念紀信所建，這與滎陽在紀信犧牲的地點建紀信墓不同。所以，紀信的籍貫應在西漢齊郡昌國（今山東淄博市東南）。
商務印書館丁波博士《“趙氏孤兒”新辨》一文，主要考證和比較了《左傳》、《史記》、《新序》、《說苑》等對趙氏孤兒的記載，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輕易地以通行本《左傳》的記載來否定《史記》中關於趙氏孤兒的記載。”
滎陽市文化局陳瑋《嫘祖故裏探源》一文，從民間傳說和地名方麵對黃帝妃子嫘祖的故裏進行了考證，認為嫘祖的故裏在今河南滎陽市、鞏義市、新密市交界的浮戲山區。
日本就實大學李開元教授《論〈史記〉敘事中的口述傳承》一文，探討了《史記》中“荊軻刺秦王”、“鴻門宴”、“項羽之死”三個曆史事件的史料來源。認為“荊軻刺秦王”的敘事細節是經過秦始皇的禦醫夏無且見證並口述傳承，又由公孫季功和董生講給司馬談寫入《史記》。“鴻門宴”的故事細節，是司馬遷在訪問豐沛時從樊噲的孫子樊他廣處聽說並寫入《史記》的。“項羽之死”的有關細節是垓下圍殺項羽的楊喜自述，又經過楊喜後代的轉述傳承，由楊喜的第五代孫司馬遷的女婿楊敞講給司馬遷的。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學理研究員《誤解的匡正——讀〈史記〉，識阿房》一文，認為《阿房宮賦》是賦不是史；“阿房宮”是大概念，切勿把設計藍圖與施工程序混為一談；“前殿”隻是“阿房宮”的組成部分，但不能說它就是“阿房宮”；“前殿阿房”是“阿房宮前殿”的附屬工程；“阿城”不是阿房宮的宮城，而是“阿房宮前殿”的特殊外垣；阿房宮工程當時在建設中，阿房前殿夯土地基最明顯。阿房宮的田野考古還沒有結束，新聞報道不應成為曆史結論。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劉謙功《從秦始皇陵兵馬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一文，認為形象生動、大氣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是對《史記·秦始皇本紀》所描述的這一曆史過程的最好印證，直觀而真實地再現出秦嚴整的軍陣、強大的國威乃至豪邁的精神。秦始皇陵一、二、三號坑內共有陶俑、陶馬約8000件，分別排列成三個兵種、陣容、功能各異的軍陣。一號坑以步兵為主，是戰車與步兵相間排列的長方形軍陣，二號坑是車兵、騎兵、步兵混合排列的曲尺形陣，三號坑是軍陣統帥的指揮部（古稱軍幕）。秦始皇陵兵馬俑種類繁多，因職務、兵種不同而裝束、姿態各異，但個個都威武雄壯。其組成的軍陣規模之宏大、場麵之壯觀實屬古今中外之罕見，充分體現了“秦王掃六合”，“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的磅礴氣勢。馬作為主要交通工具，還在秦時國家管理等方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秦始皇憑借馬作為交通工具來管理國家和遍行天下。秦始皇陵的陶馬一般高達1.5米，體長2米，膘肥體壯，生氣勃勃，表現出一種靜則如山、動則如風的氣勢，正可以說是權力、力量與速度的象征。從製作藝術角度看，秦始皇陵兵馬俑采取了非常寫實的手法，真實地再現了秦軍戰無不勝的威勢和睥睨一切的精神，絕對是大手筆、大製作。秦始皇陵兵馬俑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強大的、從物質到精神的震撼力。一眼望不到頭的兵俑、陶馬、戰車組成錯綜有致、嚴整機動的陣容，顯示出有秦一代無與倫比的自信心、威懾力和崇高感。它不僅代表著秦代陶塑的最高水平，而且從具象到抽象、從物質到精神全麵展示了秦代的軍隊陣容、國家威勢和時代精神，是對《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最好印證。
對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諸家解說曆來分歧，同是“太史公”一詞，卻有“遷父談也”、“司馬遷自稱”、“稱官”、“稱書”等數種歧義說法。“牛馬走”也有“仆也，自謙之辭”、“痛辭”等理解。台灣師範大學林礽乾教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辨證》一文，主張“太史公”一詞為“司馬遷自稱”，“牛馬走”而是“先馬走”的形誤，是“王車之前驅”的意思。其舉證說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曾主張“‘牛’，當作‘先’字之誤也”。清朱蘭坡、吳汝綸也主張吳仁傑的觀點。朱蘭坡並且說“‘先馬走’三字連文，明見《淮南》，與此正同。則‘牛’為字形之誤可知”。作者認為，古人書牘結構，在稱謂和提語前，常先列官銜再加通名和敬禮。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先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正是這種結構。後人不察“少卿足下”是稱謂和提稱語，“太史公先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是先列官銜再加通名和敬禮；又因不曉“牛馬走”為“先馬走”之誤，於是望文生義，而作出“太史公，遷父談也”、“太史公，遷之書也”；“牛馬走”，“謙辭也”、“痛辭也”等似是而非的解釋，實失之甚遠。
在《史記》版本校注及考證考古研究方麵，發表的論文還有張仲立的《〈史記〉關於秦“止從死”》、陳隆文的《古滎澤二題》、吳愛雲的《汴水溯源》、陳瑋的《鴻溝源頭的變遷》、王宏波的《〈史記正義〉引〈括地誌〉標點隸正一識》、張振龍和張宏的《關於司馬遷筆下“白金三品”貨幣考辨》、黃震的《〈史記〉異文考釋六則》等。
比較研究
2006年，《史記》比較研究，有圍繞《史記》內容展開的，也有以《史記》同《漢書》、《左傳》，以司馬遷同司馬相如，以《士不遇賦》同《悲士不遇賦》等進行比較研究的，內容比較豐富。
內蒙古師範大學可永雪教授《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再創作示例二題》一文，選擇了“虞舜孝親”和“驪姬害申生”兩個故事來分析《史記》的再創作情形。作者將《尚書·堯典》、《孟子·萬章上》和《史記·五帝本紀》有關“虞舜孝親”文字進行對照，發現司馬遷寫虞舜孝親的故事，以《尚書·堯典》為基礎，而整個故事情節卻是以《孟子·萬章上》為底本的。如果說，《孟子·萬章上》的虞舜孝親的故事是對《尚書·堯典》虞舜孝親母題的二度創作的話，那麼，《史記·五帝本紀》就是對這一母題的三度創作。作者又將《春秋左傳》（僖公四年）、《國語·晉語》、《穀梁傳》（僖公十年）和《史記·晉世家》有關“驪姬害申生”故事的文字進行對照，發現《史記·晉世家》的有關文字是綜合《左傳》、《國語》、《穀梁傳》、《禮記》、《呂氏春秋》的記載，熔鑄各家素材精華經過藝術加工再創作出來的。
武漢大學謝貴安教授《司馬遷所創紀傳體對實錄體的影響》一文，將紀傳體和實錄體作比較，認為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創立的紀傳體對中國傳統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紀傳體“正史”體係，而且對實錄體也產生了深刻重要的影響。因為實錄體並非屬於簡單的編年體，而是屬於“編年附傳”體。它具備了紀傳體的兩個基本特征：本紀和列傳。隻不過它不是將本紀與列傳分開並列，而是將列傳插入帝王編年（相當於本紀）中，形成一種結合更為緊密的編纂形式。同時兼有帝王編年與大臣列傳，是實錄體與司馬遷所創立的紀傳體之間的相同之處。不過，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其本紀與列傳分屬的不同部分，雖在內在結構上是列傳環拱帝紀，但在外在形式上列傳與本紀卻是並列的兩個部分。實錄體雖同時具有帝王編年和列傳，但帝紀與列傳卻以編年的形式混編在一起，使列傳無論從內在結構還是外在形式上，都附屬於帝王編年，表明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製的進一步強化。實錄體將紀傳體引入編年，將帝王編年與大臣列傳混編成新的體裁，在保持記事的同時，增加了記人的分量，受到了學人的肯定。實錄體所取得的這種成就，與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創立的紀傳體的示範和影響是分不開的。
台灣大學李偉泰教授在2006年接連發表了三篇有關比較《史記》和《漢書》論讚比較研究的係列論文，分別是《〈史〉、〈漢〉論讚比較十三則》、《〈史〉、〈漢〉論讚比較十四則》和《〈史〉、〈漢〉論讚比較八則》。這三篇文章對《史記》和《漢書》的論讚進行了文字、內容的比較，指出了《漢書》論讚對《史記》論讚的襲用和增補情況，並進一步探討了司馬遷同班固對曆史事件和人物事跡的評價及思想的異同，從《史記》和《漢書》論讚的對比角度，對司馬遷和班固、《史記》和《漢書》進行了研究。
台灣明道管理學院許淑華助理教授《〈史記·呂後本紀〉與〈漢書·高後紀〉較析》一文，通過對《史記·呂後本紀》、《漢書·高後紀》比較分析，得出三點結論：一是二者立傳見解不同。司馬遷以《呂後本紀》深責當世，用紀傳方式將呂後的一生及其個性呈現出來。班固《高後紀》則反之，以編年體方式，將呂後掌權時期各年所發生的災禍、政令實施與主要建設羅列出來。兩人雖撰寫同一段曆史，但表達方式與角度迥異。二是二者取材布局不一。《高後紀》補充了《呂後本紀》在史料方麵的不足，羅列各年所發生的大事，使《高後紀》成為帝王大事記的成例。同時將《呂後本紀》中相關篇章析解納入，如實記載，也展示史書中互見筆法的運用。然而《呂後本紀》中所呈現的呂太後是活潑的，她的一言一行都鮮明地烙印在後人的心中，難以磨滅，這卻是《高後紀》無法比擬的。三是參見以得微旨。單看《呂後本紀》則呂後當時的內政、經濟、外交、軍事就無從得知。單看《高後紀》則無法了解呂後在當時政治上的手段以及劉、呂勢力的消長。兩文互參，則“因果昭著”之微要旨可見。
此外，在比較研究方麵的論文還有日本廣瀨薰雄的《〈史記·殷本紀〉與馬王堆帛書〈九主〉》、日本穀口洋的《〈垓下歌〉〈大風歌〉與項羽、劉邦的傳說》、馬予靜的《西漢文章兩司馬》等。
史記學研究
2006年，在史記學研究方麵，首先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中國史記研究會《史記疏證》工程正式啟動、《史記疏證·凡例》（討論稿）的推出和長達20萬字的《史記疏證卷一·五帝本紀第一》的發表。2006年8月，在“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上，中國史記研究會宣布《史記疏證》工程正式啟動，並推出了《史記疏證·凡例》（討論稿），發表了長達20萬字的《史記疏證卷一·五帝本紀第一》的樣稿。《史記疏證》工程由中國史記研究會主持，旨在對古今《史記》研究做一次時代性的總結，積澱當代學人的研究成果，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切實奉獻。《史記疏證》定位為《史記》讀本與學術總結兼備一身的學術論著，具體說要具有學術性、資料性、工具性及可讀性，充滿時代氣息，凝聚當代人學術成果，展示時代個性。其體例包括十項細則：一是篇前“題評”，分為“題解”、“評說”兩部分，宏觀闡釋全篇內容；二是以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段落為單元注疏；三是每段行文，基本以詞組和句子為注釋單元分為條目，保留三家注，三家注緊跟條目。四是統一集注行文標識；五是列舉“集校”校正正文；六是用“存異”、“存疑”、“考辨”、“實證”等列出講疏式注文不能包容的內容；七是行文以四種字號字體區別內容層次；八是全篇注文後為“語譯”，並分段加段意提示；九是“語譯”後加分類“集說”；十是“集說”之後附“論文文獻索引”。《史記疏證》計劃三年基本完成，在五年之內出版，估計全書1500萬字到2000萬字。
安徽師範大學葉文舉副教授《〈史記〉三家注對文獻“輯佚”的貢獻——以譙周〈古史考〉輯佚為例》一文，認為譙周25卷的《古史考》亡佚後，清代章宗源曾輯譙周《古史考》一卷。考之於《史記》三家注，其多數當為從《史記》三家注中輯佚。如果沒有三家注，譙周《古史考》的輯佚庶無可能，不會見到更為豐富的材料，《史記》三家注對《古史考》部分內容的保存功不可沒。從三家注所引用《古史考》來看，第一，《古史考》對《史記》記載的某些史實作了糾偏；第二，譙周對《史記》的某些史實和觀點做了較有價值的補充；第三，譙周還就司馬遷對某些史實的曆史觀作了深入的闡述和辯駁；第四，譙周對君王的世係和相關的封地也多有考究；第五，譙周偶爾還涉及典章製度的考證。《史記》三家注帶有集注性質，引用著書頗多，其中很多書籍因為種種的原因已經不能完備地見存於世，實在令人遺憾。三家注幸能保存下來，使我們有幸窺見這些亡佚著作的片言隻語，也算稍稍慰平失落的心理。
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研究《史記》有很多真知灼見，在宋代《史記》研究史上有一定地位，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首都師範大學史明文館員、北京師範大學曹誌敏《王應麟對〈史記〉的研究》一文，對王應麟研究《史記》的成就和特點進行了探討，認為王應麟研究《史記》的成果主要保存在《困學紀聞·史記正誤》（卷十一）中，《玉海》、《通鑒地理通釋》、《漢製考》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有關《史記》研究的內容。王應麟研究《史記》涉及麵比較廣，按主題著錄《史記》，正式提出“史記學”之名，考訂精密，態度平和，批評公允：包括對《史記》內容的考辨、體例的批評等等，重點是對《史記》史事的考辨。其研究成就主要包括，一是對《史記》按主題著錄，“能夠便利讀者從主題及具體的事物、問題或對象直接入手查閱圖書資料”；二是對《史記》的內容進行考辨，指出其疏謬，對同一事情各篇記載不一、一事兩見或多見不一、記事與史實不符、史源不可靠等都逐一指出，並對《史記》補竄的部分進行了考辨；三是對《史記》本紀、世家的立傳標準與人物的歸類、評價提出批評。王應麟研究《史記》的特點，一是征引鴻富，少於裁斷；二是側重於對史事的考辨；三是以儒家經典為依據，評判《史記》的正誤；四是異議並存，多聞缺疑。
白壽彝對“曆史文學”曾作過界定，認為“曆史文學，是有一定藝術水平的曆史記述”，而不是“用曆史題材寫的文學作品”，其基本內容應“準確、凝練、生動”。“準確，是恰如其分地反映曆史的真實”，“凝練，是能用簡練的方式表述豐富的內容”，“生動，是指熟悉表述對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氣息”。湖北大學彭忠德教授和周軍《〈史記〉曆史文學之我見》一文，對白壽彝“曆史文學”內容“生動”的含義提出了質疑，認為“生動”應該“是指史學著作引人入勝，並使讀者產生共鳴”。並以此對《史記》曆史文學的成就從“準確”、“凝練”、“生動”三個方麵進行了闡述。
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雜誌》共有6卷，460餘條，約8萬餘字，是清代學者研究《史記》的重要成果。華中師大董恩林教授、西北師大郝潤華教授《簡論王念孫〈史記雜誌〉——兼與〈史記誌疑〉、〈史記考異〉比較》一文，主要探討了王念孫《史記雜誌》的內容和價值，認為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考證《史記》原文的訛脫衍誤等，所考辨出的錯誤類型有訛誤、脫文、衍文、錯倒、誤加、誤改、誤刪、斷句錯誤等；二是駁正《史記》三家注的錯誤；三是直接訓釋《史記》原文字詞句。對《史記》具有不可替代的匡謬正誤、拾遺補缺的作用。其中有部分條目為王引之所考，可以引證王氏父子相互發明、共同研究的學術特點。王念孫《史記雜誌》是在錢大昕《史記考異》和梁玉繩《史記誌疑》撰成後刊印的。從學術的觀點看，梁玉繩與錢大昕所著僅僅是“誌疑”與“考異”，列出所疑與所異，錙銖畢舉，十分瑣細，疑而不考，考而仍疑，往往令人無從信服。而王念孫所著則疑必有考，考必有據，論必有定，令人源流明辨，一目了然。因此，王念孫《史記雜誌》更應該引起《史記》研究者的注意。
海南大學馬榮江、陳傳君《金批〈史記〉的批評視角》一文，認為金聖歎對《史記》極為稱許，他所列舉的《天下才子必讀書》中列有《史記》文章90餘篇，足見其對《史記》的重視與熟悉。對《史記》的批評，宋代以前，學者多從史的角度考辨史實，評價優劣，至宋人始有從文章角度著眼研究者。明代時，從文章角度著眼漸成趨勢。金聖歎便是這種“隻看得太史公文集”的人。從文學角度著眼，有時候的確能得《史記》之真諦。當然，這種把《史記》看成文學作品的做法也有其不可取之處，但是，對於研究《史記》的文學性，研究《史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金聖歎對《史記》的批評呈現出強烈的主觀色彩，他分文章為三境：“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其中以“化境”最為高妙。讀者閱讀文章，需要“親動心”，設身處地想象作者所寫的情形和作者寫作時的情形。正是由於這樣，我們看到的金批《史記》便不再是太史公的《史記》，而是金聖歎的《史記》了。這種批評方法，有許多時候並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有時甚至與作者的意思相差甚遠。從極微處入手分析《史記》，也是金聖歎《史記》批評的一大特點。他特別注意分析《史記》文章的章法、句法和字法，通過分析字法，講清章法，或者是把字法、句法放在章法的分析中說明其中的妙處。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張大可教授和雲南紅河學院田誌勇教授合著的《司馬遷與史記學》，是史記學研究的一部力作。該書主體分為七個部分，後四個部分主要論述史記學的發展和曆代《史記》研究的情況。作者把史記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認為漢唐時期是史記學的形成期，宋元明清時期及近代是史記學的發展期，現當代是史記學的新高峰時期。附錄部分論述了《史記》在國外的流傳情況，並列舉了曆代《史記》研究論著索引。
此外，還有韓兆琦的《讀袁傳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論〉》、楊代欣的《劉鹹炘的〈太史公書知意〉及其史學成就》、俞樟華和劉海霞的《論韓信戲》、馬榮江和陳傳君的《金批〈史記〉的批評視角》、黨藝峰和黨大恩的《〈詩〉亡然後〈春秋〉作——關於史記學論域及其學術文化價值的曆史思考》等也是有關史記學研究方麵的論文。
國外和港台專家學者研究
2006年，是國外和港台學者在大陸發表有關司馬遷和《史記》研究成果較多的一年。其中收入《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七輯的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美國倪豪士教授的《〈史記·晉世家〉三個問題初探》、日本就實大學李開元教授的《論〈史記〉敘事中的口述傳承——司馬遷與樊他廣和楊敞》、日本富山大學大野圭介副教授的《〈史記·五帝本紀〉淺析》、日本東京大學廣瀨薰雄博士《〈史記·殷本紀〉與馬王堆帛書〈九主〉》、日本愛媛大學騰田勝久教授的《司馬遷與漢太史令——〈史記〉的素材與出土資料》、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穀口洋副教授的《〈垓下歌〉〈大風歌〉與項羽、劉邦的傳說》。收入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學術論文集《逐鹿中原》的有，台灣大學李偉泰教授的《論劉項勝負的根本原因》、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高禎霙副教授的《足智多謀 運籌帷幄——論楚漢相爭時期的謀士》、台灣清華大學博士生陳惠玲的《〈史記·夏本紀〉：“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司馬貞索隱淺釋》、台灣師範大學林礽乾教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辨證》、台灣輔仁大學碩士生陳佩琪的《略論漢文帝之“明主”形象》、台灣大學博士生黃世錦的《略論公孫弘之人物形象》、台灣明道管理學院許淑華助理教授的《〈史記·呂後本紀〉與〈漢書·高後紀〉較析》、台灣清華大學博士僑光技術學院簡秀娟講師的《〈史記·萬石君列傳〉“醇謹與巧佞”的敘述分析》、台灣師範大學賴明德教授的《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台灣輔仁大學碩士生楊欽棟《〈史記·貨殖列傳〉對治生經濟的看法》、台灣清華大學博士生劉錦源的《論〈太史公自序〉的公羊意識》、台灣輔仁大學博士生鄭垣玲的《論〈史記〉援引“世子、文士”詩歌之思想意蘊》、台灣清華大學林聰舜教授的《周亞夫平吳楚——劉邦滅項羽戰略思維的複製》等。兩本論文集共收錄國外和港台學者的相關論文19篇，其中台灣學者13篇，由此可以從一個側麵了解國外和港台學者有關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概況。國外和港台學者研究《史記》有一個顯著特點，重史料，重證據，論證充分。
另外，雖然《逐鹿中原》未收入其論文，但出席“中國滎陽楚漢戰爭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的大陸以外司馬遷和《史記》研究專家學者，還有日本愛媛大學騰田勝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曾誌雄教授、台灣僑光技術學院陳蘭行講師等《史記》研究專家學者。
（梁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