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清末翻刻本
清鹹豐元年（1851）新會陳焯之翻刻武英殿本《史記》，同治八年（1869）廣東葄古堂翻刻殿本《史記》，同治九年（1870）湖北崇文書局重刻明震澤王延喆本《史記》，同治十一年（1872）成都書局翻刻殿本《史記》，光緒年間湖南寶慶三味書坊翻刻殿本《史記》，光緒四年（1878）金陵書局翻刻毛氏汲古閣本《史記》，光緒二十年（1894）陝西味經書院翻刻殿本《史記》。以上諸種皆是翻刻本，此不詳論。惟湖北崇文書局翻刻王本有校改。張元濟《校史隨筆》“震澤王本之訛奪”條舉王本訛脫四處，據其自注，三處“湖北翻刻本”已增改。
5.百衲本
1930-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在張元濟主持下彙集宋元善本，精心校勘，影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以版本古舊著稱，其中《史記》以南宋黃善夫本為底本。黃善夫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但黃本校勘之草率亦屬驚人，杜澤遜《論南宋黃善夫本〈史記〉及其涵芬樓影印本》一文發之甚詳，至謂其為“閩市惡本”。章培恒亦謂“三家注本（黃善夫本）從一開始就是書賈所製作的一個頗為粗率的本子”（《〈史記〉版本研究·序》，見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P4），甚得其實。張元濟將黃善夫本與殿本做了詳細的對校，並參校了汲古閣《索隱》本、王延喆本、劉喜海舊藏百衲本、劉承幹影刻宋蜀大字本，在他認為黃善夫本訛誤的地方做了挖改，開創了影印本校改的先例。百衲本《史記》采用挖改底本再影印的方法，其挖改描潤之章程謹嚴，所改與原刻字體一致，殊難分辨。而學者或不知，以為百衲本即黃善夫本之舊。杜澤遜文中提到賀次君《史記書錄》中所言黃善夫本實即涵芬樓影印本，《漢語大字典》所引用的黃善夫本亦是影印本，水澤利忠撰《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初亦以影印本為黃善夫原本，後乃發覺，不得已作《補遺》附後。張玉春亦謂賀次君在版本研究中誤以被張元濟校改過的影刻本為黃善夫本原刻，因而得出不少錯誤的結論。今筆者發現，王叔岷《史記斠證》每雲黃善夫本作某，實亦百衲本。如《天官書》“門內六星諸侯”《正義》“主刺舉”，《斠證》：“黃善夫本《正義》‘刺舉’字不誤。”（《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83，P1098）。核之張元濟《史記校勘記》，黃本實作“判”，百衲本據殿本修作“刺”。又同卷“其西曲星曰鉞”《正義》“輿鬼四星，一星為質”，《斠證》：“黃善夫本《正義》‘輿鬼四星，一星為質’誤作‘輿鬼五星，為質一星’，‘不欲其明’下亦少一明字。”（《史記斠證》，P1100）核之張元濟《校勘記》，黃本實作“四星”，百衲本修“四”為“五”。黃善夫本世所罕見，張元濟於文字改動在百衲本中亦未作說明，若非其《校勘記》存世，二本之不同難為世人所知。
黃善夫本校勘草率，所以張元濟據殿本等重加校勘，校改後的百衲本確實在版本質量上有所提高。據王紹曾統計，《百衲本史記校勘記》“出校四千九百餘條，闌外批‘修’者凡一千八百餘條”（《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緣起》，見《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史記校勘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P7）。但由於版本異文很多，加上張元濟慎改古書的校勘態度以及技術上的原因，其於殿本佳善之處未能悉為收入，而或有據他本誤改處，故百衲本《史記》仍難稱善本。筆者曾將張元濟《百衲本史記校勘記》《本紀》部分與中華書局點校本以及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逐條對照，列百衲本失修例、誤修例凡50條，亦可窺其一斑。百衲本並非善本，然學界仍有誤解。如章培恒即謂：“《二十四史》則以百衲本為最好，因其多為宋、元刊本。”（《雜談〈新編小四庫〉》，中華讀書報/1999/01/20）“不過，說老實話，能夠一邊讀校點本《史記》、一邊查張文虎《劄記》的人，很少會使用這類校點本；大抵是用商務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關於古籍整理工作的規範化問題》，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002/07，P57）可見章培恒是仍然認為百衲本要優於中華書局點校本的。
6.《史記會注考證》及《校補》
1934年日本瀧川資言出版《史記會注考證》。該書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根據其所見《史記》鈔本做了校勘，就日本所藏鈔本增補了不少《正義》佚文，又博采諸家舊說，間附己意，以為考證。瀧川氏自謂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實先以明淩稚隆《史記評林》為底本，後乃改從金陵本，因而兼承兩本之疏漏，賀次君《史記書錄》有說。又其所增補《正義》佚文亦真偽參半，不可盡信，賀次君、程金造有專文論之。魯實先特撰《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一書，詳揭瀧川之失。施之勉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於《考證》訂正尤多。
《史記會注考證》於金陵本訛誤徑自改正，未作校勘記。1950年代水澤利忠以《考證》為底本，作《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校補》利用《史記》古鈔本17種，宋元版《史記》10種，明版9種，清版2種，另有日本朝鮮刊本及校勘記多種，詳列諸本異文，可謂《史記》校勘史上集大成之作。然而《校補》亦有其不足處。其書但列諸本異同，鮮有是非考訂，偶雲“瀧川本誤”，抑或見“疑……誤”、“蓋……乎”之語，然多未深考。前人或譏其繁瑣，其實《校補》所列異文尚有疏漏，並非諸本異文之全部。更有甚者，其書屢有誤校之處。即以《五帝本紀》言之，《校補》於殿本異文失列7處，誤校2處，於金陵本誤校1處。這無疑影響了該書的可信度。雖然如此，《校補》仍是考鏡《史記》版本源流，校勘文字訛誤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7.中華書局點校本
1958年9月初，毛澤東指示吳晗、範文瀾組織點校前四史。此事由中華書局具體負責。除四史外，其他廿史亦做了安排。1959年9月，《史記》最先出版。中華書局本《史記》由宋雲彬點校，以清同治五至九年（1866-1870）金陵書局三家注合刻本為底本，參照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校改。全書分段標點，將散在文中的三家注移置段後，眉目清楚，頗便觀覽。自1959年發行第1版、1982年再版以來，至今已重印十餘次，近50萬冊。中華書局點校本已成為目前最通行影響亦最大的《史記》版本。然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華本《史記》用時一年即出版發行，頗為倉促。其全依金陵書局本，未能彙校眾本，而金陵本之不足，已如上論。點校本雖曾參考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校改部分訛誤，然去取或有不當，又時見排印訛誤。王華寶博士論文《〈史記〉校勘研究——以中華書局校點本為中心》在重新覆校點校本與金陵本後發現，點校本多有徑改底本而未出校記者，而其對於張文虎《劄記》亦存在“當擇而未擇”及“不當擇而擇”的問題，對於前人校勘成果吸收更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