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論皆是形成《史記》定本的校勘整理工作，近代以來尚有幾次《史記》校勘工作，雖未形成《史記》定本刊刻，但留下了豐富的校勘記，可供參考。
校勘記
清末嘉興錢泰吉嚐彙校《史記》各本，留有校勘記。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跋語雲：“先是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嚐彙校各本，曆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見徐蜀編《史記訂補文獻彙編》，P192）周學浚曾借其本過錄，後金陵書局校刊《史記》即依周氏過錄本覆校付刊。張文虎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所記諸本異同亦“大半取資錢校本”（同上）。然而張文虎校刊金陵本《史記》時並未親見錢校本。《張文虎日記》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六日記雲：“複校《史記》本紀，時從子密借警石先生校本也。”（《張文虎日記》P248）此時金陵本早已刊刻畢工。魯實先雲：“此書雖經張文虎《劄記》所采，究未全錄，尚多精語，可供收輯也。”（見《史記會注考證駁議》，P16）其說良是。錢泰吉於同治元年（1862）避太平軍亂輾轉至安慶，於曾國藩幕中得見其子錢應溥（子密），次年卒於安慶旅舍中。據《張文虎日記》，則錢氏《史記》校本尚存世。其後蓋散佚，魯實先雲：“劉承幹藏有殘冊，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亦藏五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P16）
清丁晏以王延喆本、柯維熊本《史記》校毛氏汲古閣本，參以《評林》本、陳子善本，撰《史記毛本正誤》，專事《史記》正文文字校勘，篇幅雖短，而發明毛本訛誤不少，頗可參考。
清光緒二十年（1894）陝西味經書院在劉光蕡主持下嚐翻刻殿本《史記》，留有《史記校勘記》130卷。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記“《味經堂校記》，光緒二十年陝甘味經刊書處校刊，凡二十冊”，當即謂此。今未見其書，不敢妄論。
民國初年，吳興劉承幹嘉業堂翻刻其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記集解》，延請名家校勘，留有校勘記，鮮為人知。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辛壬稿卷二》載有“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不分卷二冊”、“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不分卷四冊”、“宋蜀大字本史記校勘記一百三十卷十八冊”三種手稿本，二冊本為葉昌熾、杜肇綸所撰，四冊本及十八冊本為王舟瑤所撰。據王氏提要，1917年，劉承幹覆刻其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記集解》，請葉昌熾為撰校勘記，杜肇綸佐之，僅成本紀、諸表，而葉氏殂世。其校記“廣搜宋、元以來諸刻，先據金陵局本，列其異同，並加考證”（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465），“而於金陵局本之誤脫，考證極細”（同上，P466），所存二冊本是。其後更請王舟瑤踵其事，羅列諸本異文，引他說加以考證，所撰四冊本是。後以其例程功無期，乃但記所見諸本異同，成校記130卷，200餘萬字，所存十八冊本是。據王氏所記，王舟瑤十八冊本校勘記參校之本有：劉燕庭集宋百衲本、元中統本、元明間舊刻本、明天順間遊明本、正德十三年建寧府本、嘉靖六年王延喆本、嘉靖六年汪諒本、嘉靖九年南監本、嘉靖十三年秦藩本、嘉靖十六年李元陽本、萬曆五年淩稚隆本、崇禎元年程一枝本、崇禎十四年汲古閣單行《集解》本、又單行《索隱》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共計16種。此次校勘雖然沒有判定是非，但其臚列了十餘種版本的異同，其價值亦可與《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相比。其本今藏複旦大學圖書館。
1955年台灣二十五史編刊館影印仁壽本二十五史，《史記》以北宋景佑間刊本為底本。張玉春雲：“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即仁壽二十五史本，是在對淳化本刊修的基礎上，於宋仁宗景佑年間刊印，又於北宋末年補刊，在行格、文字上均存淳化本之舊，故應稱之為景佑本，是現存最早的《史記集解》本。”（《〈史記〉版本研究》，P125）此本原為傅增湘舊藏，後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原書有十五卷缺佚，配以南宋黃善夫本、元大德饒州路本。仁壽本二十五史影印時以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南宋覆刻景佑本配補，以使體例、版式歸一。景佑本為現存最早的《史記》版本，其價值自不待言。龍良棟即以仁壽本為底本，撰《景佑本史記校勘記》。其《自序》謂：“因據與殿本對校，複參以黃善夫本、王延喆本、吳汝綸點勘本《史記》、阮刻《十三經注疏》、王念孫《讀書雜誌》、王先謙《漢書補注》、《荀子集解》、胡刻李善注《文選》、東瀛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而作《景佑本史記校勘記》。”（《景佑本史記校勘記·自序》，見徐蜀編《史記訂補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P925）龍氏《校勘記》悉心考證，以發明殿本訛誤為主，並及黃、王諸本。影印本多有漫漶不清之處，《校勘記》別作補闕，附記底本缺文壞字於後。《校勘記》對於勘正今本《史記》訛誤亦頗有參考價值。
以上所論為專門就《史記》不同版本進行校勘者，清代以來學者各就所長，考訂《史記》，或成專著，或散見文集之中。如：王念孫《讀書雜誌》、王元啟《史記三書正訛》、梁玉繩《史記誌疑》、王筠《史記校》、郭嵩燾《史記劄記》、周尚木《史記識誤》、李笠《廣史記訂補》、王叔岷《史記斠證》、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徐複《後讀書雜誌》、蔣禮鴻《蔣禮鴻集》、董誌翹《訓詁類稿》，等等。唯其雖於《史記》文字訛誤多有是正，然多不主版本校勘，今則不詳論。
今人賀次君《史記書錄》、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雖不直接著眼於《史記》校勘，但《史記書錄》注重版本的校勘價值，張玉春在《史記》版本研究中校勘先行的研究方法，都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異文材料，尤其是稀見版本，雖不全麵，卻也彌足珍貴。
有關《史記》校勘的單篇論文亦不為少，限於篇幅，不再枚舉。
綜上，清代以來《史記》校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幾次係統校勘，形成了幾個較為精善的版本，各有所長。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由於各種原因，各次校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依據現有條件，彙校眾本，廣泛吸取前人校勘考訂成果，對《史記》重加整理，使之更趨完善，仍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此文為江蘇教育學院中文係講師王永吉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導師趙生群。）
（梁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