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火的強盜固然可惡，但失職（或瀆職）的守護者，同樣可恨。一個麻木的民族，終於被堅船利炮逼進了死胡同，再也沒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戰之外，似乎還應反思，檢討失敗的原因。張宏傑在《回首愛新覺羅們》一文中說得好：“人們大概都以為鴉片戰爭失敗的責任應該算在乾隆的孫子道光帝頭上，子孫的無能不應抹殺祖先的偉大，可是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鴉片戰爭也有那麼一點意味深長的關係。”鴉片戰爭原始的種子，在乾隆的腳下開始埋下了。乾隆在圓明園裏蓋西洋樓，僅僅實現了中西建築文化的媾和（況且還是不倫不類的），但這兩大文明，卻呈現為格格不入的局麵，終將產生悲劇性的衝突。所謂的鴉片，僅僅是一根導火索。但這足以使圓明園像火藥桶一樣爆破了。我把那帶有煙熏痕跡的殘磚碎瓦，視為冷卻的彈片。
許多人都憑印象以為圓明園是一座“全盤西化”的皇家園林，而大水法、方外觀、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著其靈魂。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圓明三園占地5200畝以上，殿堂廟宇、亭台樓閣、橋梁軒榭、館院廊廡等各類園林建築加起來，總麵積約16萬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築麵積）。而整個西洋樓建築群位於長春園一隅，占地100餘畝，隻相當於圓明園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說這不過是“乾隆皇帝的一時心血來潮之作”，純屬點綴性的小品。可見中國的帝王並不見得真住得慣洋房，亦非為了追求中西合璧，僅僅是在炫耀自家園地包羅萬象、百花齊放。
然而在火災中，以石料砌築的西洋樓，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築稍占點“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後，至少還能多剩下點“骨頭”呀什麼的，以證明那“最後的晚餐”。以至遲到的觀眾，麵對著剩菜殘羹，誤認為圓明園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並且，似乎還不夠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麵提到的那位法國留學生，覺得圓明園被毀固然可惜，但充斥於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跡濃重的“贗品”，並不值得為之痛心疾首。
這種普遍存在的錯覺，是應該及時糾正的。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02年11月號，刊登了一篇題為《“重現”圓明園》的重頭稿件：“10月18日是一個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過一場人類文明的大劫難——火燒圓明園。這座中國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無論其藝術價值還是曆史地位，都是美國紐約世貿大樓無法比擬的。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曆盡劫難的圓明園已被悲愴與荒涼掩蓋，並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年輕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曠世盛景，以致將圓明園中的一個景點——西洋樓與整個圓明園劃等號。”成語盲人摸象，形容的正是這種謬誤：摸到頭或腳或尾巴，就以為是大象的形狀。摸到西洋樓，就以為是圓明園的核心或全部。
或許不能完全怪不知情的遊客。空空蕩蕩的圓明園，除了西洋樓遺墟，似乎再沒有別的什麼可以摸了。
難道，我還能摸到更多的東西嗎？
除非換一種方式。轉而撫摸曆史，撫摸在現實中已不複存在的海市蜃樓。
我的手頭，就有乾隆年間宮廷畫家沈源、唐岱實地寫生的絹本彩色《圓明園四十景圖》——當然是複印件，原作至今仍為巴黎國家圖書館占有。我在紙上摸來摸去，捕捉到圓明園真正的靈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橋，摸到了大宮門……甚至還差點摸到了乾隆的龍袍，和香妃的裙裾。
我摸到了“西湖”。還納悶呢：西湖不是在杭州嗎？原來福海“抄襲”了西湖。諸多水景，都與西湖的風景點同名：三潭印月、南屏晚鍾、蘇堤春曉、平湖秋月、柳浪聞鶯……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人。
圓明園的西洋樓裏，有海倫嗎？拿那20幅西洋樓銅版畫（同樣為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與絹本《圓明園四十景畫》一比，方知道什麼叫小巫見大巫。西洋樓是用14年時間修竣的。而整個圓明園卻苦心經營了150多年，不斷地錦上添花，增築新景。這所謂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國古典建築之大成，都曾經乾隆逐一賜名並點評，堪稱國色天香。茲錄如下：正大光明、勤政親賢、洞天深處、長春仙館、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鏤月開雲、山高水長、坦坦蕩蕩、天然圖畫、萬方安和、杏花春館、上下天光、慈雲普護、碧桐書院、曲院風荷、澡身浴德、夾鏡鳴琴、別有洞天、接秀山房、蓬島瑤台、涵虛朗鑒、平湖秋月、方壺勝境、四宜書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魚躍鶯飛、北遠山村、坐石臨流、澹泊寧靜、映水蘭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雲居、日天琳宇、鴻慈永祜、彙芳書院、多稼如雲、濂溪樂處。風流皇帝乾隆的性情，全投映在他為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裏了。何其驕傲，何其虛榮，何其瀟灑。
除“禦批”的四十景外，圓明三園可圈可點的中式古典建築還有許多：長春園的玉玲瓏館、長春橋、澹懷堂、思永齋、法慧寺、花神廟、綺春園的含輝樓、綠滿軒、招涼榭、迎暉殿、莊嚴法界、點景房、春澤齋、涵秋館、鳳麟洲、鑒碧亭、生冬室……
尤其值得提及的，有位於長春園西湖小島（人造）的海嶽開襟，不僅名字起得很有氣勢，而且高閣淩雲，周圍有配殿、方亭、圓廊及牌坊環繞；火燒圓明園時，此建築因坐落於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0年後，還是被八國聯軍的鐵蹄摧毀。在長春園中心島上，含經堂總麵積近4萬平方米，淳化軒是圓明園內最大建築——乾隆仿照紫禁城寧壽宮，為自己營造了太上皇宮殿，供“退休”後使用；他真是一位會享清福的“離休老幹部”。另外，在與西洋樓景區螺獅牌樓唇齒相依處，有帶水門的獅子林，係乾隆根據蘇州名園獅子林而照葫蘆畫瓢的；在荷花池裏泛龍舟，他一定覺得不費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來乾隆造景，不僅有西洋建築之“贗品”，還愛模仿南方水鄉的風韻。難怪有專家說圓明園“將古今、南北、中西建築之類和諧地集於一身”呢。禦用文人曾詠詩：“人間天上諸景備，移天縮地入君懷。”圓明園濃縮了古今中外建築藝術之精髓，相當於一座海納百川的露天博物館。恐怕隻有康熙、乾隆這樣的盛世之君（大手筆），才有潑墨譜寫這史詩長卷的信心與實力。畢竟，康乾盛世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尚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稱“全球首富”，花點錢投資房地產——算什麼？小菜一碟！
正是從乾隆晚期，中國這隻曾經遙遙領先的兔子，見沒人能趕得上自己，開始睡懶覺了。而歐洲諸國，則通過產業革命而獲得了加速度，奮起直追。在東西方文明的“龜兔賽跑”中，名次將從此顛倒。西人邁著穩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國而打破新的紀錄。兩者之間的差距將越來越大。等到中國人快成為亡國奴了，才如夢方醒。
從康熙到雍正，直至乾隆，大清帝國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恰恰印證了一句俗話：富不過三代。“滿洲人世代相傳的進取心在乾隆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滿足，像洶湧的潮水一樣，達到頂點之後，開始逐漸消退了。因為前麵不再有什麼可激起他們競爭欲望的東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現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賞的快感當中了……他產生了一種錯覺，即他沒有繼續努力的空間了。他不斷奉行豪華的慶典、巡遊，耗費了大量的財富，對此他有自己的解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散於下，則聚於上。正是這種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使他看不到由於經濟擴大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正是繁榮壓垮了乾隆盛世。”張宏傑以此論述“乾隆皇帝的自滿，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自滿：他的短視，也是一種文化的短視”。從乾隆對待圓明園的態度，我能看到秦始皇造阿房宮、隋煬帝挖大運河的影子。曆史的琴弦被巨大的壓力繃斷之時，會發出撕雲裂帛的絕響。
繼乾隆之後，在中國，當皇帝，就不那麼容易了。能苦苦撐持就算不錯的了。尤其從鹹豐開始，時時都麵臨破產的威脅。大清王朝的尷尬，被圓明園的大火映照得一覽無餘。皇帝的這張臉，該往哪裏擱？所以，鹹豐逃到承德避暑山莊，大病一場，一命嗚呼。很有點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意思。他的靈柩，是由其遺孀慈禧押運回北京的。慈禧的臉皮，比鹹豐要厚一些。她並沒有從圓明園的損失中吸取什麼教訓。後來經她之手所丟掉的東西，可太多了。
跟西洋樓景群相比，圓明園的中式建築，無論規模還是氣勢，原本都是占上風的。偏偏它們是以木結構為主體，最怕火的，因而更徹底地化作了灰燼，甚至無法像西洋樓遺墟那樣表現出某種殘缺美（猶如斷臂的維納斯）。濃縮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圓明園四十景，揮手之間，就被從地圖上抹去，隻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無法填充。後人縱然有再強大的想象力，亦如緣木求魚，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據。唉，真正是空中樓閣呀！我隻聽老人說起：建於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壺勝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頂、漢白玉基座的樓閣組成，供奉著2200多尊佛像，數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隻找到一片沒心沒肺的荒林。至於“正大光明”殿（雍正的辦公室）遺址，蓋起了幾間破破爛爛的農民房——幸好最近有關部門已將這些“違章建築”全給拆了。據說當年英法聯軍的司令部，就設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後一個被點燃的建築群”。九泉之下的雍正，若知道自己的“總統套房”後來被敵酋占領，肯定會憤怒的。
圓明園是多災多難的。張萍、柴火兩位，撰文加以細數：“經過1860年那次閃電式的掠奪珍寶與焚毀全園建築的‘火劫’，之後又有1900年砍伐全園大小樹木的‘木伐’，1911年盜運園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後平山填湖、毀園還耕的‘土蝕’，至20世紀60年代以後，生產大隊的雞、鴨、豬場，區政府的機械修造廠甚至部隊的打靶場，都在這塊‘無政府’的土地上自由發展壯大，昔日的皇家園林已被改變得麵目全非。據不完全統計，僅1967-1971年，就有216處土山和106處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壞，24000餘株樹木被砍伐，一二百畝綠化地帶被侵占。甚至還出現過一次私伐1300多株樹、一次拆掉800多米長的圍牆、一次運走582車石料等嚴重破壞事件。對照1964年的測繪地圖，圓明三園當時尚保留有近3000米長的虎皮石圍牆，在十幾、二十年之後，其‘幸存者’不過400米而已。”撫摸圓明園，我的手掌觸及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傷疤。圓明園的殘缺，是發生在人間的最嚴重、最漫長的“月蝕”。我隻能靠依稀的記憶，重溫那圓滿而皎潔的月光。圓明園，東方的月亮，古典的月亮，離我無比地近，又無限地遠……它真的能夠重現嗎？它有必要重現嗎？這本身就是一個懸念。或許破鏡可以重圓，但圓明園的傷口，即使愈合了，也難以完好如初。
舊中國，曾經在圓明園摔了一個大跟頭。爬起來，一跛一拐地走著。心有餘悸。
我想，比恐懼、悲哀、憤怒更重要的，是應該弄懂自己——究竟被什麼絆了一下？這樣，才可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項遠比恢複圓明園更有意義，也更為艱難的工作。
在圓明園遭受致命的打擊之後，中國人用了100多年時間，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與自信心。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的話，圓明園的良辰美景、畫棟雕梁或許會從空氣中浮現，作驚鴻一瞥。哪怕僅僅是一瞥，足以迷倒想入非非的我。可惜，我隻能在滿目蒼涼的廢墟上刨根問底。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的話，愈合的傷痕又將被重新撕開，流淌出殷紅的鮮血。圓明園啊，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能承受住第二次打擊？別說讓昔日重來了，即使是痛定思痛的回憶，都顯得過於殘忍。一根無法剔除的肉刺，使一個民族時常會下意識地呻吟。
時光不會對我的幻想持合作態度。我無法領略美的再生，卻可以延長對它的死亡的哀悼。我無數次地緬懷圓明園的受難日。緬懷那火中的葬禮。我相信那也正是民族的受難日。
英法聯軍打到北京後，先派出小股部隊在德勝門外架炮佯攻，以牽製守城者。大隊人馬則直撲西北郊的圓明園。雖然鹹豐皇帝已於十幾天前由此逃往熱河，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圓明園成了犧牲品。
公元1860年10月6日傍晚7點鍾，法軍敲響禦園的大宮門。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出麵阻擋。敵兵暫退，找“領導”商量去了。文豐四處找不到幫手，自知勢單力薄，隻好投福海殉節。約過了1個小時，敵兵卷土重來，擊殺兩名門衛，強行衝進去了。在賢良門附近，與守園護軍交火，圓明園技勇八品首領任亮等人拚命抵抗，直至戰死。（今“園史陳列館”內展覽著任亮的墓碑：“遇難不恐，念食厚祿，必要作忠。奮力直前，寡弗敵眾，殉難身故，忠勇可風。”係從近春園西南正藍旗護軍營房舊址發掘出來的。）
“鬼子進村”，到處搜尋“花姑娘”（宮女）加以奸淫，又殺害了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太監。“鬼子”自己也承認：隻是在另外40位掌管花園的男人中，有20人有武器（估計是護軍）。
英法聯軍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入侵者的欲望無限製地膨脹起來，蜂擁而上，全變成了衣冠禽獸。
由於搶劫是在沒有其他證人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隻能通過搶劫者自己的描述，來想像那一場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悲劇。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一書中，收錄了《紐約時報》1860年10月9日的報道，係英軍隨營記者撰寫的：“最近這兩天發生在那裏的景象是任何筆杆子都無法恰當描述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搶掠被認可。貴賓接待廳、國賓客房和私人臥室、招待室、女人化妝室，以及其他庭園的每個房間都被洗劫一空。清國製或外國製的藝術品有的被帶走，有的體積太大無法搬走就把它們砸毀掉。還有裝飾用的牆格、屏風、玉飾、瓷器、鍾表、窗簾和家具，沒有哪件東西能逃過劫難。數不清的衣櫥裏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服裝、外套，每件都用華貴的絲綢和金線刺繡著大清皇室特有的龍圖案，另外還有統靴、頭飾、扇子等等。事實上，房間裏麵幾乎都是這些東西。儲藏室裝滿了成匹成匹的上等絲綢，一捆一捆地擺放著。這些絲綢在廣州光買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這些房間裏的絲綢肯定有七八萬匹之多。它們被扔在地上隨意踐踏，以至於地板上厚厚地鋪滿了一層。”光是搶運這些絲綢就使用了龐大的馬車隊，不是用繩子，而是直接用絲綢來捆綁車輛。甚至對皇家器皿（銀缽、商周青銅器、明清官窯、瓷瓶、罐壺、象牙等），也一律用柔滑的絲綢包裹，塞入私囊。士兵們以昂貴的絲綢做被單、床鋪、營帳乃至擦鼻涕的手帕。
圓明園的絲綢被席卷一空，海運歐洲。這是一條新的“絲綢之路”，血淚斑斑。它已非中國的榮譽，而是恥辱。絲綢啊絲綢，恥辱的旗幟。
除了一座裝有大量金塊與銀錠的寶庫，有聯軍的憲兵隊守衛（將由英法兩國瓜分），其餘的一切，都是得不到任何保護的。
英軍居然在喇嘛寺舉行了一次“強盜的拍賣會”。下令把搶來的物品公開拍賣。“所有人都允許按他們自己估計的價錢占有他們已經拿走的物品，並且人們對這次拍賣的拍賣品擁有接受或拒絕的選擇權。很多精美古董的紀念品就這樣以一種純象征性的價格歸個人所有了。全場拍賣額有22000美元，而這筆財富的（實際）價值不可計量。拍賣得到的錢作為獎金當場分發了。”為表示公正，總司令及其他將軍們未參予獎金分配。但部隊把一隻金盂（無價之寶）作為送給總司令的禮物。總司令沒有拒絕。
因此我可以說：在這支部隊裏，沒有誰是清白的！
英軍隨營記者在拍賣會現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當初大清國的皇帝陛下能把圓明園中的一切完美無缺地移交過來的話，那麼它將會賣出一個天價，可惜有3/4以上的東西被法國人毀壞或掠走了。”兩個強盜，在互相推卸責任。然而，誰也未對受害者有絲毫同情。這位記者在另一篇報道中也拚命洗刷己方：“法國人已經在圓明園舒適地紮下了營帳，並且大量最貴重的物品已經被拿走，留給英國人的盡是一些笨重的不那麼值錢的東西，或至少是那些他們無法搬走的東西。”難道強盜也有冤屈可言？他甚至還無意間透露了（說漏了嘴）：“所有搶掠來的物品數量之多讓人們幾乎不知道到底該把哪些東西帶走。”
搶劫得手，形形色色的“拍賣會”應運而生。《紐約時報》1861年3月6日，又刊登了題為《香港賣奇珍，北京戰利品令人眩目》的報道：“這些從北京回來的部隊，尤其是法國遠征軍，無不滿載著搶劫到的贓物返回歐洲。來自北京皇宮的贓物在這兒（香港）賣得可不便宜。我手頭就有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項鏈，共有140顆珍珠，並且每顆都大如櫻桃。這是一位法國軍官以2000英鎊賣給我的。這個法國軍官還有類似的幾串項鏈，甚至還有一些明顯屬於大清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貴寶石。贓物中還包括有大量的西式鍾表。有一名法國士兵就搞到了85隻，它們都有世界上最奇特的造型和最精細的做工，外殼多用珍珠和鑽石鑲嵌而成，很多是瑞士製造的，也有些是倫敦製造的，都非常值錢。”這些曾經在圓明園內為中國帝王報時的西洋鍾表（舶來品），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衣錦還鄉”了。對於其生產地而言，是否算得上“出口轉內銷”？
該報道在介紹直接從清國皇家倉庫內掠奪的戰利品時，尤其提及了白貂皮和黑貂皮大衣，以及用黃金鑲邊的長袍——數量之多，“即使把它們裝飾在紐約全城婦女美麗的肩膀上，也用不完”。這些“戰利品”大部分將流向歐洲和美國，香港作為其中途的驛站，僅僅截留了一個零頭，就耗費了至少100萬美元來購買。
英法聯軍占領圓明園的第一天，就縱火焚燒。12天後，英軍總司令下令再次縱火燒園，大火整整持續5晝夜，連毗鄰的萬壽、玉泉、香山三山皇室建築也未能幸免。借助於火，對圓明園進行徹底的破壞，同時也是為了毀滅自己的罪證（帶有“毀屍滅跡”的性質）。搶劫者希望曾擁有無數珍寶的圓明園，隻留下一把模糊的骨灰。
美輪美奐的圓明園四十景，就這樣灰飛煙滅。惟一能為後人的想象提供依據的圓明園四十景圖，現存巴黎圖書館內。同時被竊的還有乾隆末年的西洋樓二十景銅版畫。
我曾拿大水法昔日的畫像與其遺墟加以對照，方知什麼叫天壤之別。這處以石龕式建築為背景的噴泉群，建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橢圓形菊花式噴水池內，有“獵狗逐鹿”噴泉，四麵各有一座十三級噴水塔，流金瀉玉，輝映彩虹，簡直稱得上是天堂的景觀。而今呢，隻剩下了幾根鐫刻有西洋花紋的石柱，孤零零地守望著野草殘陽。據我所知，這是當代遊客攝影留念最多的地點。或許，大水法最傳神地象征著圓明園的遺容。我也在這塊空地上照過像，是麵無表情的那種。我挺反感某些人在大水法合影時流露的笑容。隻要是中國人，在這特殊的場景，都應該拒絕微笑的——哪怕攝影師在習慣地招呼你“笑一個”！
在圓明園，你能笑得出來嗎？
除非你患有失憶症。
你健忘的微笑，是對悲哀的圓明園的汙辱。
我從不允許那白癡般的笑容，出現在自己的臉上。走在圓明園內的每一寸土地，我都會保持沉默、保持嚴肅，我都希望對未來承諾點什麼。有什麼辦法呢，看見圓明園，我就想起我們民族的受難日。於是，這座空曠的公園，在我眼中如同露天的殯儀館。一座傷心的公園！
長春園內，和大水法一樣，方外觀也隻剩下一把“老骨頭”了：幾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搖搖欲墜，點綴著廢荒的台基。如果無人提示的話，你簡直猜測不出這些破石頭是作什麼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細刻的紋路，使你能隱隱約約感受到殘餘的王氣。
查閱乾隆末年的西洋樓二十景銅版畫（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觀的芳容：三間坐北朝南的兩層小樓，左右各有環形石梯，而樓上的落地窗戶和帶欄杆的陽台，都顯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樓不是出現在圓明園裏，我可能懷疑這是某位歐洲貴族的豪宅。庭院構築得很整齊，用成行的綠樹劃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間。西南橋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觀建於1759年（與大水法同時）。看來中國皇帝從那時起，喜歡住洋房了。
方外觀是乾隆金屋藏嬌的地方。他見到信仰伊斯蘭教的香妃，一高興，就將此樓賜予其作為禮拜堂。傳說室內供奉著兩塊神聖的石碑，碑文可意譯為：“奧斯曼愛真主，真主愛奧斯曼”，“阿裏愛真主，真主愛阿裏”。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香妃來自新疆，這位體有異香的維吾爾族姑娘，在異鄉的莊園裏，守望著自己的神。她的靈魂肯定與其容貌一樣美麗，散發出鮮花的芬芳。我估計，當時整個方外觀，都籠罩著浪漫的氣氛，如同灑滿香水的天堂。但實際上，香妃已像籠中鳥一樣失去了自由。假如說方外觀是天底下最豪華的牢房，那麼，香妃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囚徒。一位冷豔且憂鬱的女俘虜。
我還見過一幅記錄方外觀殘跡的老照片，拍攝於1879年：小樓雖經煙熏火燎，主體建築依然保留著，透過樹叢，能清晰地觀察到精致的屋頂、鏤花的窗欞與陽台……此照足以證明，方外觀是1860年那場大火的幸存者。它僥幸躲過了浩劫，最終卻未能戰勝時間，如今在其遺址，隻有幾根殘柱為昔日的繁華作證。對於它來說，還有比烈火更為可怕的敵人。
圓明園福緣門前，有北洋軍閥王懷慶修建的達園，當地人稱之為“王懷慶花園”。此人利用職權，於民國8年圈占了這塊風水寶地，營造私家園林。他把工程承包給海澱鎮衙門協台鮑衛漢，由這位地方官出麵，私下買通圓明園十三處守園太監，裏應外合，偷拆圓明三園內殘存的磚瓦木石，用車馬運往達園工地。當時清室已垮台，樹倒猢猻散，太監們也樂得睜隻眼閉隻眼，賺點零花錢。王懷慶就這樣大大地占了圓明園的便宜，白撿回諸多名貴的建築材料。甚至把圓明園九州清晏前湖東西兩端的“金鼇”“玉”橋，都拆卸後搬運到達園，然後重新砌築在自家的溪流上。
至於“包工頭”鮑衛漢，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以王懷慶造園的名義，搜羅圓明園的舊材料，而又中途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藏匿於海澱鎮大坑沿西坡。算是吃的“回扣”。待達園的工程一結束，立馬又替自己蓋了座西園——離暢春園大宮門遺址隻有一箭之地。據焦雄先生講解：“園中門口呈立麵長方形，是用一塊漢白玉石雕成，高約4米，框沿上左右三麵起邊線，線格中雕刻精致串珠花紋，上口兩角雕卷雲紋凸出，此物原為圓明園西洋樓之遺物移建於此……鮑協台從圓明園盜出石雕飾物多件，害怕官府發覺追究治罪，不敢全擺置園中，在建園時將部分石雕深埋地裏。”這已非廢物利用，而是在囤集文物——等著增值呢！
王懷慶建達園，花了4年時間，幾乎每天都雇用民去圓明園“拾荒”，拆東牆補西牆。北京的權貴們見了，都很眼紅，爭相仿效：“假借王懷慶的名義，紛紛進園盜運材料，搶拆之風勢如潮水，弄得守護太監們無法阻攔，結果在幾年內，把園內殘存建築全部搶光，圓明三園又遭到第二次搶劫。”（焦雄語）這一幫盜賊，就知道發國難財。甚至不惜往圓明園的傷口上撒鹽、捅刀子。
真讓人不敢相信啊：1860年的大火之後，圓明園的災難並沒有結束，反而在新世紀裏愈演愈烈。被外寇的鐵蹄蹂躪了一遍之後，又更為徹底地毀於我的同胞們之手！用俗話說，這叫做雪上加霜。
我欲替圓明園一哭。我欲替圓明園再哭。圓明園的淚水，簡直流不盡的。是誰，在一次又一次地傷它的心呢？
我懷疑殘存的方外觀就是這樣垮掉的。它的青磚碧瓦、玉柱石碑，被拿去蓋了誰家的花園？
圓明園蒙受了雙重恥辱。圓明園，成了不毛之地。
我為外敵的殘暴感到憤怒。我又為國人的麻木感到臉紅。我相信，那些給圓明園製造了額外的災難的——絕對是一些“醜陋的中國人”，一些泯滅了良知的中國人，他們所犯下的罪過並不比外賊輕。我們的民族，出過太多的“敗家子”。
1982年10月，北京舉行紀念圓明園被毀123周年的活動。各行業人士自發地聚集到圓明園遺址，控訴那場罪惡的大火。在場的西德《明鏡》周刊記者，說了一番“不合時宜”的言論：“由於外國的侵略，如今圓明園一片廢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連同它的城牆、宮殿、寺廟、公園這些文明的象征橫遭破壞，則要中國人自己負責了。”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或許能促使我們進入更深層次的反思。
在控訴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檢討檢討自己呢？
難道我們跟圓明園一樣的無辜？難道我們自己的手，就真的那麼清白？
仇恨肯定是無法遺忘的。傷害過我們的敵人，肯定是不可原諒的。難道我們就有權利原諒自己嗎？我們自己，也曾傷害過自己。
《臥佛寺尋夢》
每次去西山的臥佛寺燒香，看見那尊單手托腮側躺著的臥佛，我總要下意識地放輕腳步，並且無端地猜測：神是睡著了，還是醒著？
其實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
假如它醒著，應該能看見我，看見我鞋子上沾滿的塵土，看見我雙手合什的動作，看見我無聲地嚅動的嘴唇。它應該明白我的來意，應該聽得懂我沉默的祈禱。
假如它睡著了，是否說明：我來的不是時候？
它睡著了，能夢見我嗎？夢見我的到來，以及離去？這一點，我想應該能做到的。畢竟，它是神嘛。神比人偉大之處，在於全方位的感知，甚至，未卜先知。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很關心：是否有神——在人類之外？以及神是睡著了，還是醒著？在喜出望外的時候，在大禍臨頭的時候，在有懺悔的心事的時候——在很多很多時候，人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臥佛寺始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至於這尊5.3米長、1.6米高的釋迦牟尼臥像，則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銅50萬斤鑄成的——（總重量約54噸）——為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臥佛。算起來，它已經不變姿勢地躺了700餘年。這一覺睡得可真夠長的。
殿內的香案上陳列著許多雙大鞋，皆是清代皇帝敬獻的禮物。皇帝們考慮得很周到，連拖鞋都給預備好了。
假如神是睡著了，對這一切渾然不覺。那麼，它什麼時候才能醒來——起身穿上碩大的鞋子？對於睡者來說，鞋子僅僅是擺設。
說實話，神在我想象中，原本是不睡覺的。神先知先覺，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神的視力與聽力是永遠有效的。假如它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多辜負那些善男信女的膜拜呀。假如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怎麼甘心麵對一堆堆青銅、泥土、頑石念念有詞呢？
然而臥佛寺，偏偏供奉著一尊慵懶的臥佛。是怕它老人家累著了吧？
臥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紀念涅於拘屍那國城外娑羅樹下的釋迦牟尼，這是無比漫長的最後的瞬間。一、兩千年過去了，神依然保持著當初入睡的姿式：頭衝西、麵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則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閉目養神，抑或考慮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尊臥佛比羅丹的“思想者”更為深沉，更為莊嚴，更具威懾力。因為佛祖所沉浸於其中的，是一個更為博大的世界——人類對此頂多隻能算一知半解。
婆羅樹為釋迦牟尼遮擋過陽光，由此而出名了，成為佛教徒公認的聖樹。臥佛寺原本有三棵古娑羅樹：“兩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風吹折，現存的一棵是1954年補種的，實際是和娑羅樹近似的一種七葉樹，並非印度產的娑羅樹。”（趙迅語）我去臥佛寺，總要在這棵“中國特色”的婆羅樹下繞三圈。算作問候吧，假如樹能懂得我的意思的話。
所謂的臥佛寺，僅是約定俗成的稱謂，老百姓叫順嘴了。畢竟，臥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廟的本名，反而被逐漸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側，有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而山門殿懸掛的金匾，上麵也寫著“賜十方普覺寺”。這是雍正皇帝的賜名。
那麼，在雍正之前，該怎麼稱呼呢？
臥佛寺的曆史，簡直就是不斷改名換姓的過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後改作洪慶寺；明代正統八年（1443年），英宗賜名壽安禪寺；至崇禎年間，又改叫永安寺；據說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等五位皇帝，都曾親自來拜謁臥佛，並為寺廟的幾度重修捐贈過財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經，陳列在佛殿內；憲宗敕命於寺前蓋了座高6丈9尺的如來舍利寶塔及其左右二殿，並額外賜地525畝，作為香火錢；神宗甚至拿出宮內的“私房錢”作為重新裝修的費用，同時賜大藏經及錦被等物——他很細心，給臥佛送了床保暖的被子，以免著涼？
到了清代，帝王們來得更為頻繁：三世佛殿的門額，懸掛著雍正禦筆“雙林邃境”木匾，兩側又有乾隆題寫的對聯：“翠竹黃花禪林空色相，寶幢珠絡梵宇妙莊嚴”；院內那座四柱七樓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麵寫著“同參密藏”，背麵寫著“具足精嚴”，均為乾隆的書法；與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相對的，還有乾隆詩碑。至於作為本寺靈魂的臥佛殿，內懸乾隆題詞“得大自在”之匾額；殿外的門匾“怯目恒明”，及楹聯“發菩提心印諸法如意，現壽者相度一切眾生”，均是慈禧太後的手跡。想不到慈禧也練過毛筆字，寫得還挺“帶勁”的。
臥佛寺，仿佛在舉辦帝王們的“書法比賽”？看得我眼花繚亂。不知道該誇誰的字好，不知道又會得罪了誰。他們一個接一個趕來舞文弄墨，難道不怕打擾了佛祖的清夢？或許，生怕佛祖不了解自己肚裏有墨水，文化程度較高？我覺得這多多少少有點賣弄的意思。
尤其乾隆，來了後簡直不想走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質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遺物）而得名，“兩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繪十八羅漢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羅漢中有十七位都是身著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獨東南角的那一尊卻是穿靴戴盔，身披鎧甲，一副武將裝束。據說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個真羅漢，換上自己的聖容。在中國佛寺建築史上，恐怕是僅此一例。”（鬱壽江語）乾隆也真是的，明明當著皇帝，還想搞“第二職業”，親自出馬來給佛爺做衛士。總算成了第十八條羅漢，滿足了吧？過癮了吧？
其實，佛爺哪需要你看大門呢？你能把自己的江山管好就不錯了。
寺廟兩側，有三座以遊廊連接的院落，係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宮。看來皇帝恨不得由紫禁城搬來這裏來辦公？或許會感到更踏實一些？這分明是找靠山來了。
而寺廟東側相對稱的院落，則是僧侶們的“集體宿舍”：大齋堂、大禪堂、霽月軒、清涼館……以及為本寺開山祖師爺所虛設的祖師院。
臥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門殿、鍾鼓樓、天王殿、三世佛寺、臥佛殿、藏經樓等構成，顯現為坐北朝南的三組平列的院落。建築大師梁思成說：這種講究對稱與平衡的布局方法，為唐宋時期伽蘭七堂製度之遺範。
四大天王、哼哈二將、十八羅漢什麼的，其實都是陪襯，那尊高枕無憂的臥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來了，它也懶得睜開眼瞧一瞧。再顯赫的皇帝，也不過是曆史甬道上的匆匆過客。鬱壽江先生認為銅鑄臥佛表現了元代高超的冶煉技術，臥佛殿是寺內的精華部分：“臥佛前有銅製‘五供八寶’，後麵環立十二圓覺塑像、原為泥塑，采用高超的‘撥金花’法雕成，反映了我國古代卓越的技藝。殿中的全部造像，向人們描述了釋迦牟尼涅前向弟子囑托後事的情景。”傳說殿內原先另有一尊檀香木雕的唐代臥佛像，明末清初兵荒馬亂時遺失。
我來臥佛寺，是為了尋夢的，尋一個古老的夢。我的動機，估計比那些抱佛腳的皇帝要純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