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繼續以人道主義精神解決未遣返的留用日僑、殘留婦人、日本孤兒等戰爭遺留問題，續寫葫蘆島日僑大遣返的新篇章。
1952年，在華日僑仍有三萬餘人（多為民主聯軍留用人員）。為使他們早日回國，同親屬團聚，中國政府在同日本政府無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決定通過中國紅十字會邀請日本紅十字會、日中友好協會和日本和平聯絡會三團體來華洽談日僑歸國問題。1953年3月5日，中日雙方簽定了“關於商洽協助日僑回國問題的公報”，確定以中國天津、秦皇島、上海三地為日僑歸國出境港口，由日本派船直達上述三港接僑。隨後日船“興安丸”、“高砂丸”、“白山丸”等多次往返，在大約兩年時間裏，分期分批地接回日僑32000餘人。對此，周恩來總理曾說：“去年大多數人都被送回國了，…這是我們友好的種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中國政府又著手解決日本殘留婦人、日本遺孤的回國定居問題，在中日雙方的努力下，先後有四千餘名殘留婦人和三千餘名遺孤回國定居。至此，東北日僑歸國問題已進入尾聲。
葫蘆島日僑大遣返，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了，當年從這裏踏上歸國之路的日僑俘，大都成了古稀老人。歲月的流逝，抹不掉他們在中國結下的曆史情緣；當年啟航的汽笛--和平友好主題曲，至今仍在他們心中回蕩。在他們的記憶裏，既有對侵略戰爭的反思，又有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既有對和平的呼喚，又有對中日世代友好的希冀。
（一）反思曆史、珍視和平
二戰後期，為了補充兵源的不足，關東軍根據學生動員令，把許多中學生送到對蘇作戰前線，充當炮灰。當時尚在長春新京一中讀三年級的田原和夫、穀口佶、國弘威雄、間瀨收芳等一百二十多名同學被送到位於東寧鎮的報國農場。在蘇聯紅軍的進攻之下，他們開始向長春逃跑，中途被蘇軍俘獲，發現他們是一些十幾歲的孩子，就又將他們釋放了。1945年10月11日下午，他們在饑渴交加中逃難到石頭村。中國村民看到這些在死亡線上掙紮的孩子，及時對他們進行救助，挽救了他們的性命，使他們後來得以順利從葫蘆島遣返回國。對這段曆史他們一直銘記在心，並通過著書立說表述出來，以警示後人。
現住在名古屋的退休教授間瀨收芳先生對自己在中國石頭村的經曆，一直念念不忘。他說：“我們一百多人得到石頭村人的無私照顧，才得以生存下來。石頭村人的厚愛，我們同行的人誰都不會忘記。留我們住的老人也有小孩，看到房間住不開，就將自己的小孩送到別人家。那位六、七十歲的老奶奶把我抱在炕上，當時已是15歲的我連病帶餓，身子很瘦，奄奄一息。坐在火炕上後，老奶奶又端來一盆溫水給我擦洗雙腿，一直到擦暖了為止。老奶奶善良的心通過雙腿溫暖了我的心。如果沒有老人的幫助，恐怕見不到我的父母。”間瀨老人說，他這一輩子有兩個地方是永遠無法忘懷的：一個是石頭村，一個是葫蘆島，這都是他再生的地方。
日本作家田原和夫，遣返時是個十五歲的孩子，他說：“中華民族是個可愛的民族，生命力特別強，很有韌性。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使中國蒙受到巨大創傷，但是中華民族沒有屈服，堅忍不拔地向著明天。中國的強大對日本不會構成威脅，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向別的國家發動過侵略戰爭，中國是一個仁義之邦，中國發展了對日本及整個亞洲國家都有利。”他回憶過去時十分激動：“那時我讀中學三年級，剛剛15歲。因緊急動員令，被帶到了中蘇邊界。後來到了石頭村，當地老鄉留我們住了一宿，給我們很多吃的，這非常可貴，可以說是絕路逢生。為什麼我們當時還是孩子，就卷入了那場戰爭。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寫一本書。在這本書裏寫出了石頭村村民為了我們，可以說是敵國的孩子，他們熱情周到地照顧我們，想把這感激之情寫出來。於是我就寫了這本書--《滿蒙邊境，15歲的夏天》。15歲時的那場戰爭，讓我們受了不少苦，這讓我們懂得了戰爭再也不應發生。一旦發生戰爭，首先受害的就是老人、婦女和小孩。弱者就要吃苦，一定是這樣的，絕不能再發生戰爭。”
當年的遣返者穀口佶先生回憶說：“那簡直是一場羊仔子的戰爭。我們這些中學生，實際變成了關東軍的花子兵（誘餌兵）。”“正因為我們被拉去當了兵，才遇到了與蘇聯作戰，回想起來，我總是覺得我們這些少年兵，對蘇聯起到稻草人的作用。”為了反思戰爭，穀口佶寫了《羊仔子的戰爭》一書，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愚民和棄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