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談一開始，周恩來針對3月中蘇兩國在珍寶島地區發生的武裝衝突以及6月蘇共領導人在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對柯西金說："你們說要用先發製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就是戰爭，這就是侵略，我們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我們不希望出現這個情況，所以，我才把這個話告訴你。"接著，周恩來又表示："不管爭吵得怎麼樣，來往總是要的，談判總是要的。我們同美國還談嘛，何況我們兩個鄰國呢？"
會談中，周恩來始終以向前看的態度，緊緊抓住中心，力爭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脅的條件下開始邊界談判。我們的原則是，能解決的力爭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要能有效地保持邊境局勢的緩和。當柯西金表示中蘇之間積累的問題很多，要一個一個討論，可以討論3個月時，周恩來表示：要向前看，我認為邊界問題是現在問題的中心。柯西金也同意這一看法，雙方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
隨後，周恩來就中國解決邊境問題的立場作了簡要說明，表示：要解決邊界問題，談判總要用些時間，在未解決之前需要采取一些臨時措施。為此，他提出了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脫離爭議地區等3項建議。雙方以此為基礎展開了求實的討論。關於"維持邊界現狀"，中蘇雙方一致認為，雙方原來在哪裏，就在哪裏，沒有人的地方誰也不去。維持邊界現狀的時限，應一直到邊界問題的全麵解決為止。關於"爭議地區"的概念，雙方討論的時間最長。周恩來明確指出，爭議地區就是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中雙方交換的地圖上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經反複討論，柯西金最後接受了這一概念。他說："爭議地區，就是你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地區。"關於"避免武裝衝突"，除周恩來所提出的雙方武裝力量從爭議地區脫離接觸外，柯西金又補充一條：在雙方遇有爭論時，由雙方邊防部門相互聯係，協商解決。此外，雙方還同意：邊境居民原來在哪裏生產，還在哪裏生產；為避免誤會，隻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達成協議。當然，這不影響這些地區的主權歸屬，歸屬問題須付待邊界談判解決。
就上述雙方討論的結果，周恩來歸納為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在雙方遇有爭論時由雙方邊防部門協商解決等4條。柯西金當即表示："你講的4條我完全讚同。"周恩來接著說："臨時措施解決了，邊境的緊張狀態就會變成緩和狀態了。"然後，雙方就邊界談判代表團的成員、地點、雙邊貿易等問題交換了意見。柯西金說："我們走了一段彎路。但我們並不遺憾，我們很高興到這裏來。"
最後，中蘇雙方相約，就上述協議各自向自己的中央報告後，交換信件予以確認。
月18日，周恩來總理致信柯西金。信中說："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機場的會見中，我們雙方同意：長期懸而未決的中蘇邊界問題，應該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在解決前，雙方采取臨時措施，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信中還重申了雙方當時就應該采取的臨時措施而達成的5條意見，即：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嚴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中蘇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邊界發生爭執，由雙方有關邊防機關本著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進行協商，合理解決，解決不了，通過外交途徑協商；上述臨時措施，不影響雙方各自對邊界問題的立場和爭議地區的歸屬。信件最後表示："以上各項臨時措施，如能得到你來信確認，即作為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立即生效，並付諸實施。我相信，如果這個協議能夠達成，將有助於兩國邊境局勢的緩和和中蘇邊界談判的舉行。"
月19日，中國發布消息：根據中蘇兩國政府的協議，即將在北京舉行外交部副部長級的談判。次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
自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會談、中蘇邊界談判恢複之後，中蘇邊界衝突基本停止，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緩和下來，兩國大使返回各自大使館，雙方的貿易談判也恢複進行。
高等院校下放高等院校下放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謂"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主要是指在1969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以後開始的下放中央部屬高等院校管理權及搬遷裁並大專院校的活動，它是林彪、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教育革命"主張中錯誤和偏激的部分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一次大摧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政府對舊的教育製度進行了根本改造，使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後，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此後，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便被理解為教育為階級鬥爭服務，為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服務。毛澤東看到了當時教育體製中存在的一些教學脫離實際等問題，多次表示，"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進而提出了新的教育主張，認為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辦學目標、辦學方向、辦學內容、辦學方法以及辦學地點等都要實行徹底的革命，不讚成把大學辦成經院式學校，特別是不同意把農業大學辦在城裏。毛澤東確實看出了當時教育體製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主張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他把當時教育體製中存在的問題歸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學校教育中的體現，這從根本上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