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清代統治者自入關後很重視搜集和編纂古代典籍，順治、康熙、雍正時期編修書籍甚多，其中如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薈萃群書，融貫古今，有一萬卷之巨。到乾隆年間，清朝進入鼎盛階段，國家富足，社會也較為安定，為更大規模的書籍編纂工作提供了條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諭令全國各省官員廣泛搜集前代遺書和本朝人的著作。諭令說：“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以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諭令下達後，安徽學政朱筠於十一月提出了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一是抓緊搜集罕見的舊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書，公布內廷藏書目錄，並組織人員從內廷收藏的殘本《永樂大典》中輯錄佚書；三是著錄與校勘並重；四是對於金石、圖譜，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交軍機大臣討論後決定：選派翰林官員開館編輯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與各省采進的書籍，成書後總名《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開館，館址設在北京東安門外的翰林院。四庫全書館設有正、副總裁，總纂官、總閱官、總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調官、監督官、監造官等。在前後九年時間裏，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員先後共計360人，此外還征用了大量的抄寫人員和勤雜人員，四庫全書館裏聚集了全國最有名望的專家學者，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紀昀、戴震等人。
紀昀是直隸獻縣人，才思敏捷，學問淵通，自開館即充任總纂官，與修書活動相始終，對《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出力最多。全書的體例、分類和各種類中書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紀昀一手確定。他把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之中，“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編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成為目錄學史上總結性的著作。由於他在編纂《四庫全書》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和表現出的卓越才華，紀昀被人稱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極負盛名的漢學大師，皖派領袖，以舉人身份而蒙特召人館，負責輯校《永樂大典》中的佚書和校勘古籍。他的學問根基深厚，館中其他人遇有疑難，經常向他求教，戴震在館數年，晨夕披檢，靡間寒暑，輯出久已亡佚不傳的《算經五書》，並且校訂整理了《水經注》、《儀禮集釋》等大量古籍，為《四庫全書》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於積勞成疾，戴震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於館中逝世。
為了編纂《四庫全書》，清廷進行了大規模的征集圖書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年至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詔訪求圖書，自各地征集到的圖書總數達13000多種，其中有許多是舉世罕見的珍本秘籍。這些書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別發達的浙江地區，當地的一些著名藏書家，如揚州馬裕、寧波範懋柱等人，進獻圖書都在六百種以上。這樣一次規模空前的征集圖書活動為《四庫全書》的纂修提供了豐富的基礎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圖書中，包括一部分不利於清朝統治者的文字，特別是明清之際的一些野史稗乘，頗多“違礙悖逆”之詞。乾隆帝征集圖書，修纂《四庫全書》，目的在於鞏固其統治，對這些不利於其統治的書籍當然不會等閑視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諭令四庫館和各省官員，一定要趁此征書之機，大力查禁一切違礙圖書，盡數銷毀。其時文字獄正盛，各處官員對禁書之令不敢怠慢，於是在征書的同時，又大肆收繳禁書，經過十幾年的時間，查繳禁書竟達3000多種，15萬多部，而且查禁的範圍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還包括許多學士文人的文集、筆記、奏疏以及劇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時代有關抗擊遼、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毀禁。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根據乾隆帝的指示，對許多古籍中一些“違礙”的章節、段落和字句進行了削刪竄改，使得一些珍貴典籍麵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