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日，孫中山和黃興派人分頭邀請各省有誌革命的留日學生，到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內田良平的住宅，召開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籌備會。到會的有孫中山、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亞伯、朱執信、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七十餘人，包括除甘肅在外的國內十七個省的留學生。會上，孫中山被推為會議主席，並用了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演講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勢和革命的方法。接著黃興等也相繼發表演說，說明革命後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興實業，如何整理內政，如何修睦外交。他們的演講得到與會者的讚同。在討論統一後的革命組織的名稱時，孫中山提議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有人則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對此孫中山做了闡述，他認為革命的目的並不專在排滿，還要廢除封建專製製度，建立共和國。還有人建議，這是個秘密組織，不應明用“革命”二字。經過大家反複討論，最後定名為“中國同盟會”。在討論宗旨時，孫中山提議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作為同盟會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對“平均地權”表示疑議，要求取消。孫中山當即曆舉世界革命發展的趨勢和社會民生問題的重要性，說明平均地權就是解決社會民生的第一步方法，並指出，作為世界最新的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僅僅隻去解決種族、政治這兩大問題，還應將最大困難的社會問題，一起連帶解決，才可建設一個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強國家。孫中山解釋完，眾人鼓掌，表示讚同。於是同盟會宗旨獲會議通過。接著，黃興提議，與會者簽訂盟書。於是，每人抄寫一份，由孫中山帶著大家舉右手宣誓。誓詞是：“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眾處罰”。宣誓後，孫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別傳授同誌相見的握手暗語和三種秘密口號。隨後，孫中山與各會員一一握手，並祝賀說：“為君等慶賀，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會議最後推舉黃興、陳天華、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會章程，準備召開成立大會。
經過二十天的籌備後，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在東京赤阪區靈南阪阪本金彌住宅內舉行了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出席會員有一百多人。會上，首先由黃興宣讀了同盟會章程草案三十條。這個章程明確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設本部在東京。本部機構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在總理之下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權力最重，由總理直接領導，內分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議、調查六科。在這六科中，又以庶務科最為重要，如總理不在本部，“庶務”可代行總理職權。另外在評議部裏，設有評議長和評議員；在司法部裏，設有判事長、判事和檢事長。同盟會章程還規定在國內外分設九個支部，接受東京本部的領導。國內有東、南、西、北、中五個支部，國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歐洲支部、檀島支部。支部之下還設立各省區的分會。這個章程草案經過討論修改，被大會通過。接著，在黃興的倡議下，選舉了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會上又根據會章選舉了同盟會各部職員，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協助總理處理本部工作；汪精衛被推選為評議長，鄧家彥為判事長，宋教仁為檢事長。最後，黃興提議把《20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大家一致鼓掌通過。整個會議過程十分熱烈。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基本上結束了各革命小團體分散鬥爭的局麵，中國革命運動開始有了一個統一的領導機關，將推翻帝製的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
預備立憲
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形勢不斷蓬勃發展起來，使清政府大為震驚，若幹朝廷重臣、地方督撫，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並且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勢，要求“變更體製”，“實行立憲”。日俄戰爭之後，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趁機以“俄以專製敗，日以立法勝”為由，提出立憲的要求，以便使自己能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權。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發出諭旨，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及紹英五大臣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帶領大批隨員，乘火車離京。革命黨人吳樾懷揣炸彈，喬裝成皂隸，從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但由於車身震動，觸發炸彈，吳樾死難，載澤、紹英二人負傷，出洋考察隻得暫緩。十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又改派李盛鐸、尚其亨頂替徐世昌、紹英、湊足五人再次分途出路考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大臣先後回國，他們向慈禧太後力陳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他們看到，天下人心思變，如果拒不實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黨就容易“煽動”群眾，革命的“禍亂”就難以避免。隻要先定下立憲的“國是”，就能安撫立憲派，穩定大局。如果繼續狐疑，就會使希望立憲的人們感到失望，甚至“激成異端邪說，紊亂法紀”。總之，正如載澤向慈禧太後密奏立憲有三大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並提醒她說：“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慈禧太後反複考慮他們的建議，爾後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一日頒布上諭，宣布“預備仿行憲政”。這道上諭承認，“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而中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廣求知識，更訂法製”不可。盡管清廷宣稱要“仿行憲政”，但又聲稱“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同時又借口“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將“祝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