氍毹者，舊時戲曲舞台上的台毯也。一般說都很髒、很破、很舊，不演戲時藏汙納垢，演起戲來塵土飛揚。然而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演員們居然能以自身的心血、氣力凝結出“超一流”的聲音、圖像，並且從中創造出千古絕響！所謂絕響，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由特定的演員和特定的觀眾共同做出；一旦做出，就不能重複，因此就是絕響了。即使是在做出的第二個晚上，還是那個地點和場合，還是那個演員和那批觀眾，還演那出戲的那個部分，盡管演員還是使出相類似的勁頭，盡管觀眾喝采還是使出相類似的力氣，但實際上已經完全不是前一晚上的“那回事情”了。絕響是創造，是絕無僅有、獨一無二的創造，一次做到，一次做絕，下一次無論怎麼使力，也再難重複，因此稱為絕響。當然，絕響的時代性很強，一代有一代之絕響。因此，我們大可以不必為今人難以再現昔人之絕響而發愁，相反，倒是應該認真研究昔人絕響中的“叫絕”之處，以之結合今天的實際情形，然後創造出新一代的絕響出來。
看好人與看真人
昔日的京劇應該說是一種“看好人”的藝術，小孩子一見角色出台，就連忙扯住大人衣襟：“是好人，還是壞人？”在大人回答之後，孩子們就一準地站在“好人”的立場繼續看戲——看“好人”如何把“壞蛋”打得落花流水，從中求得痛快。成年觀眾唯一比孩子高明的，就是更加關注這一“打”的過程的優美性，換言之，就是大人們能從“打”中品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著名戲劇家張庚先生認為目前的包括京劇在內的諸多戲曲都還屬於“史前藝術”的範疇，無疑是十分精辟的。
但是京劇中也有例外，比如《英雄義》（又名《一箭仇》）中，主角史文恭則是個反麵角色，年幼時與盧俊義一同學藝，以後當了惡霸地主的教師爺，又一箭射死了梁山首領晁蓋，於是成為梁山好漢的對頭冤家。在戲中，一邊是以盧俊義為首的梁山人馬，一邊是以史文恭為首的地主武裝，兩下都要顯示各自的本領，一決雌雄。交鋒的結果，當然隻能是“好人”打敗了“壞蛋”，梁山最終報了一箭之仇，史文恭一死了事。如果把這樣的情節交給一個熟悉京劇“套路”的觀眾，請他猜想（或是代為安排）這出戲可能並應該具有的演出形式，那麼對方很可能就會這樣設計——盧俊義帶隊下山，坐帳，念引子，然後發兵，眾下；史文恭從下場門帶領徒弟們走上，過場下；及至雙方交戰，每個回合都是盧俊義占上風，最後把史文恭或生擒，或處死……顯然，這樣的設計符合京劇寫“好人”階段上的“常規”，正麵人物時時、處處都要高出對方一籌。但是，一旦在劇場裏看這出戲的實際表演（從劇本上通常是看不出來的），就會發覺史文恭的性格異常鮮明，時時被不知名的作者（大約就是曆代武生演員）用濃墨重彩，勾勒得神采奕奕。北派的武生擅長此劇的不少，南派武生中對這出戲加以創造的，頭一位當屬蓋叫天。戲演到史文恭與梁山好漢第一次交鋒歸來，他獨自背躬：“想我與盧俊義同窗學藝，幾載未見，誰知他的槍法神出鬼沒。”念到此處，“官中”的演法是“趲子”、“蹁腿”、“拍手亮相”，蓋也樣樣都有。下麵史文恭接念：“今晚偷營如不成功，眼見得此莊有些難保——”念到此處，起牌子，歸九錘半、抽頭，蓋叫天搓手，彈額想策，向左彈胡子，向右彈胡子，向中間彈胡子，捋髯，撩髯——鑼鼓最後是“四擊頭”，史文恭的兩綹胡子分搭兩肩，蓋金雞獨立，兩臂拉“山膀”，一直走下……顯然，這些創造是蓋叫天運用純熟的技巧豐富了史文恭的內心，使得這一人物此時此刻的行動忽然優美起來，並且具有相當的感染力。蓋以技巧為出發點，但每一個動作中又含有功架，於是就化南北為一體。直到今天，武生無論南北，但凡要演此劇，大都要以蓋的路數作為範本。
大約曆來觀眾在看這出戲時，感情上就與欣賞一般劇目時的“看好人”不同，而意在“看真人”，這不能不說是欣賞境界上的一種飛躍。這在階級和階級矛盾尖銳的封建社會裏，京劇劇目中居然會產生少量“寫真人”的作品——我們還能聯想到《豔陽樓》一些戲，其原因倒是值得好好研究和玩味的。今天，當社會向著高度文明發展的時候，欣賞京劇（以及一切古典藝術）當中“看真人”的傾向，就會自然地逐漸加強，認識和教育作用也越來越被審美和養生的作用所代替。當然，“真人”中也有好壞之分，為了使更多的觀眾從好的“真人”身上得到啟迪，所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反映好的“真人”的作品數量多出寫壞的“真人”也是自然的。但是無論如何，寫“好人”與寫“真人”畢竟是曆史處在不同階段對於文藝的要求，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以及二者的連接與轉移過程，都是需要創作者、欣賞者和文藝部門的領導者所共同把握的。
找扮相與定動作
京劇演員有一個讓新文化人不太容易理解的習慣，就是每當塑造新的人物之前。常常不是先分析這個人物的社會存在與思想脈絡，反而經常把考慮這個人物如何穿戴打扮放在首位。有人認為這是京劇陷入形式主義泥潭的證據。其實不然，京劇與西方傳進來的話劇、電影有一個原則性的區別，就是它首先從類型化的辦法入手。先把人物根據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素養等方麵的區別，劃分成若幹種行當，每一行當中又能分出若幹種穿戴打扮。每扮演新的京劇人物，習慣的辦法就是先給他（她）找出一個大體相當的穿戴打扮，然後在這個類型化的基礎之上，再根據人物特點力求在類型化的動作中，實現更高一籌的個性化處理。
比如李少春五十年代末期決心排練《響馬傳》的時候，秦瓊的基本扮相早就有了——穿一身青（黑）褶子，戴支起來的軟羅帽。這本來是京劇傳統戲中秦瓊的“法定扮相”。可是李少春自三十年代後期成名之後，卻一直沒有扮演過秦瓊這一角色。他四十年代初期，曾向馬連良學過《打登州》、《三家店》等秦瓊戲，為的是補上這一課，但後來一直未能公演。此際他對這一題材的動心，直接的起因是觀摩了一出寫秦瓊的秦腔，劇中有一場“秦瓊觀陣”，逼使李少春對於秦瓊扮相的思考更進一步——“他應該像《洗浮山》的主角賀天保那樣穿一身青褶子，隻不過把背上的雙刀改為雙鐧。”等到這一思索完成之時，秦瓊應有的動作也就相應在李少春的頭腦中活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