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連良與泡澡
京劇名伶，大多都喜歡泡澡。與洗澡不同，泡澡目的不在於清除汙垢，而隻是借助熱水和蒸汽排除雜念，集中精力休息。著名老生馬連良，在50年代的北京，每逢晚間有戲，總是提前吃過午飯，囑咐一下汽車司機：“兩點鍾時，到××處等我。”然後就獨自出去溜彎兒了。那時，北京京劇名伶有私人汽車的，馬連良可能是獨一份兒。
且說馬連良在指定的時間、地點與私家汽車會合，等開到東城八麵槽的“清華園”浴池，則到了一天當中最“消停”的時刻。服務員都認得馬先生，領他到單間脫去衣服，然後就任憑他去大池子泡澡了。那年月，北京的澡塘子還保留著早年間的遺風——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經熱水一“燙”，從皮膚到內心都舒服愜意，於是不知不覺就要“唱兩口兒”。“唱兩口兒”，大約是成年人恢複童心的最佳時刻。試想，澡塘顧客來自四麵八方，年歲不同，職業、財富、文化就更有天壤之別，然而一旦進入澡塘，便立即“平等”起來，大家來此目的一樣，完全可以互不相擾。如果真要“較量”，從事體力勞動的年輕人就占了上風，因為大家都是赤身裸體，要比，就比身上的肌肉骨胳，諸如職業、財富、文化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在這裏比不得的。澡塘裏的“平等”，是無意識形成的，但是久而久之，泡澡的人又多少有些意識到了，因此對之便多少產生出一些自覺的依戀。梨園界人多重視泡澡，因為京劇就整體講，一直由“俗文化”的感情統轄，和社會的中下層的淵源很深。即使少數演員成了大名，盡管平日生活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人，但是感情上仍與平民百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澡塘子泡澡，可以躲開劇場裏的掌聲和劇場外的逢迎，在這裏誰也不會注意自己，因此可以獲得片刻的安靜，可以回顧童年的種種事情，可以推敲某出戲裏的某些細節，或者什麼也不用想，隻是讓自己從紛亂的社會存在中抽身出來，體會一下作為“普通而又自由的人”，應該是一種什麼滋味。同時，名伶深入澡塘，等於深入民眾，泡澡使平日缺少自由的人，於一霎間又獲得最大自由，他們抑製不住內心“解放了的感覺”，不禁要放聲“唱兩嗓子”。當然，“唱”得最多的還是京劇，雖說並不是把全部精力全放到唱腔的板眼和韻味上，但蒸汽朦朧的池子內外，經常彌漫著斷斷續續的京劇“歌聲”，卻是那年月最富象征意義的一幅風俗畫圖。
據說，馬先生喜歡泡水最熱的池子，等泡得舒服了，也不由得要喊幾嗓子，哼它幾聲。等回到單間裏休息的時候，就通知堂倌兒給斜對麵的“東來順”打個電話，讓那裏送些小吃過來。馬是回民，“東來順”是回民鋪子，馬平日與他們的關係密切，有時在那裏請客吃飯，馬都要親自下到廚房，看看這裏，摸摸那裏，與大師傅們聊上幾句隻有回民才懂得和感興趣的話，等馬休息好了，也已經四五點鍾，汽車把馬先生直接送到劇場。雖然“扶風社”已不存在，但是馬仍然習慣在後台四處巡視，看看其他演員的準備工作做得如何，看看演員的戲裝是否做到“三白”。馬隻是到處走走、看看，不再說什麼，居然也沒出過紕漏。
梅蘭芳與普通人
梅蘭芳在20年代被梨園界尊為“伶界大王”，聲名顯赫，意氣昂揚。尤其是在1931年赴美歸來，一個“博士”頭銜使得中國老百姓歡喜若狂，連他去王府井“美白”理發，外麵的群眾都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好奇中更帶著敬仰。他回到北平第一次與觀眾見麵，是在一次大義務戲當中。大軸是他和餘叔岩的《打漁殺家》，壓軸是他和馬連良等人的《龍鳳呈祥》——馬連良隻演前喬玄卻不帶後魯肅，原因頗為微妙，可能因為餘先生已經處在半“退休”的狀態，怕年輕力壯的馬連良得彩太多而使餘先生臉上不好看，於是魯肅就派了二路老生張春彥。對此，觀眾是不滿意的，他們希望在大義務戲中看到“超常”的陣容。誰知戲演到中間，當喬玄的戲已經完了之後，側幕邊上忽然戳出一塊木牌，上寫“特煩馬連良藝員演《回荊州》之魯肅”。台下頓時一片掌聲。然而，馬上又有更新奇的消息傳來：是已經“扮上了的”梅先生，剛剛在後台握著馬先生的手說：“溫如（馬連良之字）啊，待會兒的魯肅還是你來吧……”台下頓時更加興奮，因為梅先生說那一聲“溫如啊”的語氣神態，在當時的老觀眾心目中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等到“洞房”孫尚香出場之時，觀眾就以發瘋般的掌聲歡迎善體人意的梅博士……應該承認，僅此一事就說明“伶界大王”和普通人的心是緊連在一起的。
嚴格地說，光“緊連”是不夠的，一切真正的“大藝術品”，大都應該是寫普通人的，即使他們的身分可以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從這個角度講，堪稱名界藝術“大王”的，本身就應該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並且這些感情要比普通人來得更真誠、更獨特和更強烈。對於梅蘭芳來講，突然爆發的抗日戰爭，固然打破了藝術上進一步的騰飛之路，當然不無痛苦；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卻為他脫離“象牙之塔”，使自己的心進一步貼緊時代和人民，提供了一個痛苦而難得的契機。幾年前，我曾隨同他的家屬去上海馬思南路舊居，“尋覓”他留下來的“痕跡”。我發現了一些，那實在是很真實、又很動人的。比如在二樓的飯廳中，在八仙桌梅的座椅兩邊，在兩個桌角的地方，擺有兩個小圓凳，這應該是誰坐的呢？當時，正在上小學的四子寶琛和五子紹武，都歡喜在院子的草坪中踢球，一當女傭在二樓陽台上招呼“開飯嘍一一”，二位小少爺總是爭先恐後地飛步上樓，先在隔壁洗過手，然後在兩張小圓凳上就座。他倆麵對晚到一步的九弟葆玖嚷道：“我挨著爸爸坐嘍！”當然這一來，年僅二四歲的葆玖就隻好哭鼻子了。作為“爸爸”（而不是“伶界大王”）的梅蘭芳，這時就笑嘻嘻出來打圓場：“好嘍！今天小四兒讓弟弟一一”，見到紹武咧嘴笑了，葆琛剛想辯解，馬上又聽見爸爸講：“明天小五兒讓弟弟——”於是這一來，原來咧嘴的笑容停住了，想辯解的也忽然滿意了。“爸爸”梅蘭芳見到這一切，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滿足，一種和戲園子的掌聲頗不一樣的滿足。我還聽說，盡管梅蘭芳每天都是自帶廚師去附近的馮六爺（耿光）家吃中飯，許多方麵仍然很講排場；但是有次一位巨富送他一架大三角鋼琴、同時正因他樓房邊的甬道太窄運不進來而發愁的時候，恰巧讓梅蘭芳看見了，當下就講：“別搬了，給音樂學院送去吧。”講完之後，也沒忘記親自打電話感謝那位巨富。我還聽說，在梅因為生活窘迫不得不賣畫之時，不知從哪裏又“冒”出來一個“畫家梅蘭芳”四出賣畫。梅身邊的人都很憤怒，都主張興師問罪。梅卻在再三思考之後，隻讓“先了解一下再說”。一經了解，原來是個失意落魄的讀書人，在生計沒有著落時才想出來的下策。梅讓身邊的人送一些錢過去，同時太息著說：“他的畫有真功夫，還真有幾分像我呢！”憐才之意，溢於言表。在上海解放前夕，有些很體麵、同時又很會做投機生意的人進入梅家“呈獻好心”：“做點‘炒’黃金的生意吧！隻要梅老板同意，包您大把大把地賺鈔票！”梅婉謝了，事後在飯桌上對福芝芳講：“每天都有做生意虧本兒的人跳黃浦江，我要是賺了那昧心錢，以後這飯還吃得下去嗎？”梅當然也不是對錢有成見，他有在家裏貯存一定數量錢幣的習慣。然而潔癖又使他堅持“必須先花舊票”的做法，而新票則可以包在報紙當中，貯存在箱子的某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