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南縣東臨大海，北界鼇江，西有南雁蕩分支玉蒼山，主峰大玉蒼，距海岸線雖僅50公裏，卻已有海拔921.5米的高度；南邊與福建省交界處亦為綿亙不絕的山地。全縣海岸線168.88公裏，大小河流154條，山區占總麵積的63％。縣內主要小平原如南港平原、江南平原和馬站平原均被丘陵、河網、海洋重重禁錮，猶如匣中彈丸。
南宋時期，以葉適為代表的溫州“永嘉學派”提出了“農商並舉、義利並重”的觀念，提倡功利實用。其功利、重商思想，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而且長遠影響溫州蒼南人的思想和行動，奠定了蒼南人重實際、講實利、求實效的重商民風。
蒼南靠山臨海的地理位置使蒼南文化兼具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點；複雜多樣的生存環境使蒼南人既有山裏人吃苦耐勞、頑強拚搏的韌勁，又有濱海人勇於開拓、敢於冒險的膽略；功利、重商的思想傳統使蒼南人有著精明的商業頭腦與務實的群體性格。
改革開放後，蒼南人憑借勇於開拓、敢於冒險的膽略，自謀生路，走南闖北，尋求商機，開拓市場。一代又一代蒼南人背起行裝，漂流海外，從事各種別人瞧不起的艱苦行當。同時，蒼南人吃苦耐勞的性格和務實的觀念使他們能夠踏踏實實地從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地創業；精明的商業頭腦使他們能夠憑著幾十元、幾百元的本錢起家經商或合夥辦廠，一分一厘地賺錢。
在蒼南精神的影響下，蒼南人普遍不把致富的希望寄托於別人的扶持，不等待國家的特殊優惠政策，而是始終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找不到國有企業的“鐵飯碗”，就辦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自己造一個“泥飯碗”；農民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國家銀行不給貸款，就創辦信用社、基金會，發展民間金融，實行利率浮動，自己給自己找資金。
一切的發展，無不依賴於人的發展；一切的奇跡，無不歸結於人的奇跡。蒼南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個個叱吒商海的財富英雄、一個個普普通通的創業百姓、一個個揮灑人生的行業精英、一個個高瞻遠矚的人民公仆，他們都是推動蒼南跨越發展的主人，正是他們體現了“蒼南精神”。這種“蒼南精神”的傳承與弘揚，成了蒼南人全民創業、脫貧致富，“想盡千方百計，走遍千山萬水，曆盡千辛萬苦，道盡千言萬語”的精神支撐，成了推動蒼南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源泉和強大動力，並最終轉化為蒼南三十年發展的堅實的物質基礎。
建縣後的蒼南爆發出了驚人的創造力，造就了一個從無到有的奇跡。用蒼南縣第一任縣長劉曉驊的話來說：蒼南30年的發展“上靠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下靠自己解放自己”。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蒼南人民敢為人先，進行了大膽創新。在那個上頭政策界線還不很明朗的時期，蒼南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這種創新精神給予了大膽勇敢地支持。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蒼南的廣大基層幹部積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突破當時政策的某些限製，並敢於為此承擔風險。
1984年4月，時任錢庫區委書記的陳定模毛遂自薦來到龍港擔任鎮委書記時，麵對的是一沒資金二沒人才的困境。為此，他在全國率先實行戶籍製度改革、土地有償使用，通過“八顆大印捆在一起蓋”來提高政府辦事效率，以優質的服務改善了龍港的投資環境，幾乎沒花國家一分錢就建起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蒼南地方政府在敢於進行製度改革，承擔政治風險的同時，對於經濟的發展更做到了“無為又無不為”，為商品經濟大開綠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突破“左”的思想束縛，蒼南縣錢庫區委領導在經濟工作中實行了“三放”政策。首先是“放人”，即把善於經商的能人逐步放出來，為發展商業和繁榮市場出力。區工商所大膽打開登記大門，在幾年內登記個體商業經營戶達1200多戶，讓個體戶開大店，開夫妻店，開父子店，搞經商致富。其次是“放店”，即調整商店經營規模，使之與管理水平相適應。如鎮內一家西藥店原有職工7人、家屬工6人，商店的架子搭得很大。由於經營能力差，職工之間有矛盾，藥店連年虧損，越辦越糟。通過改革，自願組合，該店分為5個小店，大大調動了職工積極性，很快扭虧為盈。第三是“放權”，即對集體商店實行經理負責，自由組合，盈利分紅，虧損分攤，按勞取酬，獎勤罰懶，從而增加了商店銷售額，增加了企業利潤，增加了職工收入，商店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