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她也時時不忘在人格上給兒子正確的陶冶與訓導，經常跟他講述父親歐陽觀當年以至仁之心辦理刑獄案件的故事，她說：
“侍養父母，由於經濟條件的限製或許不能足夠的豐裕，關鍵是要有虔誠的孝順之心；為百姓謀利益，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或許不能普及於眾人，關鍵是要有深厚的仁愛之心。”叔父歐陽曄“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不畏權勢，不循私利，臨事明辨，長於決斷，有良吏之稱。鄭氏夫人對他十分敬重，鼓勵歐陽修讀書之餘多向叔父請教，她常常對兒子說：
“你想了解你的父親嗎？看看叔父吧，他的言談舉止、行為風範和你父親當年一樣。”父親的遺訓，母親的教導，叔父的典則，深深地烙進了歐陽修幼小的心靈，在以後四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中，他始終身體力行。
而對歐陽修人格塑造發生深遠影響的，更在於母親的身教。鄭氏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丈夫去世後，家“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她帶著一雙兒女來到隨州，在小叔歐陽曄的幫助下，勤儉持家，“自力於衣食”，身處憂患之中，而“言笑自若”(《瀧岡阡表》)。這種不怨天、不尤人、倔強奮發、善處逆境的精神氣質，給少年歐陽修以潛移默化的熏陶，培養了他良好的心理素質，這也成為他一生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汴京之行，使歐陽修深深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也認識到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所在
春去秋來，鬥轉星移，沙灘上畫荻的孩子很快就成長為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步入了朝氣蓬勃、充滿雄心與幻想的美妙年華，而他所處的時代，也為他所有人生理想的實現提供了種種現實的可能性。
大興科舉，選拔才俊，是宋廷“右文”政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
宋代科舉製在隋唐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一方麵大幅度增加了錄取名額，據統計，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間共開科六十九次，取士約六萬一千人，平均每年約三百六十人。不僅與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比數差懸殊，而且也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可謂空前絕後。另一方麵，宋代增設了彌封、糊名、謄錄等製度，盡可能實現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以避免勢家豪族堵塞孤寒之士的進身之路。所有這一切都極大地刺激了全國士人的熱情和欲望，讀書應考成為絕大多數宋代知識分子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正如當時婦孺皆知的《神童詩》所唱：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十七歲的歐陽修躍躍欲試。
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秋，他第一次參加了隨州鄉試(又稱解試)，這是科舉考試中地方舉行的初試。
按規定，考試內容包括詩賦、經義和策論，優勝者即由州府選送到京城參加第二年春天的禮部試(即省試)。應該說，十七歲就走上科舉之路似乎有點太早，可是，常言道，“家貧出孝子”。清寒的家境使歐陽修比同齡的夥伴顯得懂事得多，他深深地體諒母親的艱難，迫切地希望能早日掙得一官半職，用自己的俸祿來侍養母親，撫育妹妹。
這一年隨州州試，有一道考題為《左氏失之誣論》，要求考生就《春秋左氏傳》中荒誕不經之處進行論述。歐陽修熟讀《左傳》，對其中材料均能信手拈來，提筆之時，《左傳》中種種虛妄神異的記載立即在他腦海中紛至遝來：
魯昭公八年春，晉國有塊石頭突然說話了；魯莊公十四年夏，鄭國都城城門邊兩蛇相鬥，城外的蛇咬死了城內的蛇，正預示著鄭厲公複辟回國；魯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神靈在莘地降臨；魯文公二年秋八月，太廟祭祀時，新近死去的魯僖公和早已過世的魯閔公兩個鬼魂竟然一大一小地出現在人們麵前……
因此，這場考試對歐陽修來說可謂得心應手，他成竹在胸，一揮而就。按照當時的時尚，文章以駢體寫成，其中兩句寫道：
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外蛇鬥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
以極為簡練的語言概述了四條材料，而且對仗精當，一經寫出，“奇警之句，大傳於時”(魏泰《東軒筆錄》)。然而，這次鄉試歐陽修卻落榜了，因為他在詩賦考試時，沒有按規定的韻腳押韻。
初戰不捷，年少氣盛的歐陽修第一次品嚐到失敗的苦澀。香斷燭滅，夜深人靜，他無法成眠，索性披衣起床，提筆賦詩：
蕙柱爐薰斷，蘭膏燭豔煎。
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
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
惟應牆外柳，三起複三眠。
——《夜意》
這樣一個殘月疏星的夜晚，烏鵲悲啼，蟲鳴淒淒，牆外的衰柳，不時地被夜風驚起，仿佛因牽掛著屋裏的少年而不能安寢。鬱悶之中，歐陽修情不自禁地取出了那本珍藏的《昌黎先生文集》。多年來，這幾乎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習慣，每當心情不暢，這六卷文稿便是他唯一的排遣。
在一次次閱讀中，他越來越深地體會到韓愈文章思想和藝術的精髓，從中得到極大的審美愉悅。而此時，文壇風靡一時的是以楊憶、劉筠、錢惟演為代表的“西昆體”詩文作品。他們學習晚唐詩人李商隱，追求辭采的華麗、屬對的精工和典故的豐贍，形成精致含蓄的風格，然而在歐陽修看來，這些多為顯示才學的遊戲之作，思想和感情都被淹沒在綺麗的辭藻與繁縟的故實之中。這天夜裏，歐陽修將六卷韓文再次玩味一遍，心緒重又變得寧靜，他喟然歎道：
“學作文章就應該以昌黎先生為楷模，如果能夠達到他那樣的境界，我今生今世也就感到滿足了!”聯想到當今文壇，他感到十分困惑，人人都以學習“西昆體”時文為時尚，竟從不見誰談起過韓文。他真想用自己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一心一意地追隨韓愈的足跡，可一想到清貧的家境，又覺得太不現實，便不得不暫時放下自己內心的追求，全力以赴研讀時文，求取功名。他暗暗地下定決心，一旦進士及第，“當盡力於斯文，以償素誌”(《記舊本韓文後》)。
新一輪的科考從天聖四年秋天開始。這一次，歐陽修順利地通過了隨州鄉試，取得參加第二年春天在汴梁舉行的禮部考試的資格。這年冬天，他興致勃勃地打點行裝上京趕考。
這是他成年以後第一次離開隨州獨自遠行，旅途的一切都讓他感到格外新奇。在湖陽(今河南唐河西南)，他看到東漢樊安碑立於道旁，就下馬細讀；在鄧州(今河南鄧縣)，他看到一座古墓前石獸臂上有漢代留存的“天祿”、“辟邪”四字，覺得古樸天成……從小孤貧力學的經曆養成了歐陽修對片言隻字皆倍感珍惜的習慣，他將這些見聞留心記錄下來，到晚年編撰《集古錄》時，都成為了珍貴的材料。而最讓歐陽修眼界大開的是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雕梁畫棟，百尺高樓，波浪般飄搖的簾影，水流般起伏的碧瓦，構成了如此壯美奢麗的都市畫卷，讓這位來自偏遠貧困地區的青年歎為觀止：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
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高樓》
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汴京城裏聚集了眾多的才智之士。盡管歐陽修此時隻是一名普通的士子，結交麵極為有限，但已使他感覺到和隨州相比，整體的文化氛圍和層次自是大不相同。
然而，天聖五年的禮部試，歐陽修卻名落孫山。春末夏初，他懷著黯然失意的心情離開了汴京，在《南征道寄相送者》一詩中他傷感地寫道：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
回想去年冬天冒著風雪嚴寒、滿懷希望來到京城，而今卻受挫而歸，真有徒然奔波一場的空虛之感。但是，真的隻是“誤拂京塵”嗎？
冷靜想想，這次遠遊應該說還是大有收獲的。在隨州這個小小的區域內，歐陽修已是遠近知名的佼佼者，然而，放在全國的範圍來看，當時的隨州，還是一個極為貧窮落後的偏僻陋邦，“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李秀才東園亭記》)，文化氛圍更是稀薄。宋朝建立半個多世紀來，實行文治，大倡科舉，天下文士翕然相從，就連廣東、福建等邊遠地區也不斷有才智之士躡登高第，成為朝廷的達官顯宦。而隨州雖然離京城汴梁不過千裏，竟然“幾百年間，未出一士”(同上)。整體文化水平的低下與滯後，使歐陽修無法與其他文化發達地區的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一拚高低。這次汴京之行，使他深深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也認識到了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所在，正所謂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決心走出封閉落後的隨州，外出遊學。
憑著才情和穎悟，歐陽修也能追隨時尚的潮流寫作詩文，內心深處卻渴望著文壇的新變與突破
天聖六年(公元1028)春末，歐陽修打點行裝出發了，他的目的地是離隨州約三百裏地的漢陽(今湖北漢陽)。漢陽知軍胥偃是當時著名的文人，歐陽修早已聞知他的大名，因此決定把漢陽作為自己遊學的第一站。他精心撰寫了一封文辭華麗的書啟，又附上自己平時寫作的詩文，一起呈遞到知軍府，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回音。
回信很快就送來了，胥偃不僅高度讚賞歐陽修良好的文學資質，而且預言他必將“有名於世”(《胥氏夫人墓誌銘》)。在知軍府西齋，胥偃還特意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款待這位落第的貧寒士子。推杯換盞之際，老少二人親切交談，十分相得，令歐陽修喜出望外，無比感動。
得知歐陽修自幼失怙，家境清苦，胥偃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叫歐陽修搬來知軍府居住，專心讀書，並於早晚政事之暇隨時指點，“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與刁景純學士書》)。
這年冬天，胥偃調任判三司度支勾院，主管朝廷財政支出事宜，歐陽修以門生的身份隨同赴京。由於胥偃的極力延譽和引薦，歐陽修結識了許多的名公巨卿，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大大豐富了學識，擴展了眼界，同時也以自己出眾的才華備受關注。
此時，天下太平，內外無事。京城的士大夫們大都過著十分精致、優雅的生活，每當節假日，可說是家家宴飲，處處笙歌，將盛世光景裝點得格外動人。歐陽修也有幸參加過幾次這樣的雅聚，有時在胥家吟詩，有時在鄭府分題，新鮮的、充滿濃鬱文化氛圍的生活中，他如魚得水，心情極為舒暢。
一天，雨過天晴，春景明媚，胥偃在自家的庭院裏擺酒設宴，歐陽修陪侍末座。酒過三巡之後，大家賦詩助興。當時園中蘭桂的新葉仍垂掛著滴滴宿雨，在陽光的映射下熠熠生光，雙雙對對的鴛鴦與美麗的翡翠鳥在枝葉間自在地翔舞，鵝黃淡紫的花兒隨處開放，惹來蜂縈蝶繞……這一切美得讓人心醉，讓人感動，更讓人憐惜。歐陽修突然覺得萬千的情緒湧上心頭，一時難以分辨，也難以言說，他急忙拿過紙筆，低頭疾書，以掩飾自己內心情愫的澎湃洶湧：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
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
蝶粉花沾紫，蜂茸露濕黃。
愁酲與消渴，容易為春傷。(酲：CHéNG，形容酒醉後神誌不清)——《小圃》詩歌體物精細，風格旖旎，頗有晚唐詩人李商隱的餘韻，而且善用典故，如“蘭苕”句化用晉代郭璞《遊仙詩》中的句子：“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輝。”“愁酲”則出自《詩經·小雅·節南山》中“憂心如酲”一句，皆不露痕跡；最妙的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曰：“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即今所謂糖尿病)。”詩人借此典故點明自己體弱多病的文人身份，更是自然貼切。在座賓客紛紛傳閱著詩稿，你一言我一語，歎賞不止。恩師胥偃也感到臉上有光。
不久之後，胥偃同僚鄭工部家舉行雅集，歐陽修也應邀前往，席間所作的《早夏鄭工部園池》，再一次受到大家的交口稱讚：
夜雨殘芳盡，朝輝宿霧收。
蘭香才馥徑，柳暗欲翻溝。
夏木繁堪結，春蹊翠已稠。
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早夏鄭工部園池》
詩人以敏銳的觀察力捕捉到季節的遷移所帶來的景物的細微變化，用辭華美，屬對工整，極為符合當時文壇的審美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