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杜太後傳》載，杜後得知其子趙匡胤黃袍加身後，脫口說道：“吾兒索有大誌，今果然。”依然談笑自若，沒有任何驚詫之表情。《涑水紀聞》也載，杜後說：“吾兒生平奇異，人皆言當極貴，又何憂也。”據說，匡胤年輕時，杜氏勸他好好讀書，匡胤奮然回答：“治世用文，亂世用武，現世事擾亂，願習武藝，安邦定國。”杜氏笑道：“兒能繼承祖業，便算幸事，還想什麼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過一將門之子，後造成帝業，兒想與他一樣幹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母親以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說，世上說大話的人，後來往往沒用，還是讀書去罷！”而這時，連年老的母親都變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驚，說明趙氏集團對這事的準備已相當充分。所以後人以詩譏諷道：“阿母素知兒有誌，外人反道帝無心。”
一些宋人筆記記載，趙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廟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據說自小校以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卦皆不應，最後唯剩“天子”時，一擲而得此卦。這事真偽已無法考定，然而從其為當時廣為流傳的軼聞而言，也或是趙氏集團所作的輿論準備，至少說明趙匡胤自己早已對此事有所謀劃。而政變發生之際，趙光義和趙普馬上派快騎入京，通知其死黨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審琦，讓他們在京城做好改朝換代的接應準備。有意思的是，此時趙匡胤居然醉酒臥營不省，而使將士們環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這一情節是真實的，還是故意做作，抑或後人編造？也令人頗感困惑。
大軍返回京城，城門早在石守信諸將的控製之下，不但入城順利，整個京城也沒有因此發生大的動亂。時正早朝，副都指揮使韓通聞訊，還沒來得及集結軍隊應變，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將王彥升追殺，並誅滅其全家。這是後周將相中惟一的罹難者，他還沒來得及組織起反抗，就被迅速剿滅，如沒有事先布置安排，怎麼會如此周全。當然，事後還要演飾一番，將韓通以禮葬之，並嘉其臨難不苟，贈中書令之職。有意思的是，後來宋太祖幸開寶寺，見壁上供有韓通的畫像，立即令塗去，應是內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邊境軍情告急，這才令趙匡胤率軍北征，為何黃袍加身後便率軍回京，而不用去抵禦強敵了呢？有所謂“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查初白《敬業堂集》）。一般認為，鎮、定二州是在謊報軍事，以配合此次政變。這樣，鎮、定二州節度使也理應是趙氏集團的成員了。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鎮、定二州軍情並沒有謊報，《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契丹國誌》諸重要史籍都有相關軍情記載。而二州節度使郭崇和孫行友，據《宋史》兩人的傳記所載，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時複泣下”。監軍密奏：“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同時，孫“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舉族遷赴都城，審問後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並嚴懲其部下。可見，兩人不可能屬於趙氏集團成員。那麼，為什麼北漢與契丹入寇之軍隊沒有長驅南下，確實令人不解。其後，郭崇曾來報：“契丹與北漢軍皆遁。”為什麼會自動撤退呢？難道是其趁後周“主少國亂”之機起兵入侵，得知政變後“宋立國安”，就自動退兵了嗎？
五代諸帝多由軍隊擁立，如唐廢帝李從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鎮割據後軍人擅廢立之權而留下的遺風，自然為儒家正統思想所不齒。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獻中，都把陳橋兵變說成趙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內情，以洗刷其篡奪王位的千古罵名，由是在有關文獻中遮遮掩掩，弄得曆史記載矛盾百出，整個過程疑團叢生。再如邵伯溫在《聞見錄》中引證王禹偁的《建隆遺事》，認為趙光義壓根兒就沒參與陳橋兵變，那時，他正留在開封城裏陪母親杜氏。而有的史書（《太祖實錄》新版）卻說，陳橋兵變後軍隊入城，秋毫無犯，是光義叩馬而諫，才有太祖約法立誓之舉。這裏是乘機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見官方在有關文獻記載中所做的手腳。實際上，趙匡胤後來的開國措施結束了五代動蕩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開了經濟與文化都頗為繁榮的宋代序幕，是有功於社會曆史發展的，人們對其如何取得政權的細枝末節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權”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曆史事件，說的是宋太祖陳橋兵變奪取天下後，又對那些作為開國功臣的高級將領們產生猜忌，擔心兵變奪權的故事重現，於是導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眾將兵權的活劇。千餘年來，人們一直將它作為一個真實的曆史故事，在各種相關的曆史書籍中重複著。然而近來有學者指出，這幕有聲有色的曆史劇，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繹，而不是真實的曆史事件。果真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