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九日，多鐸大兵將揚州包圍，為了活捉史可法，多鐸下令諸軍暫緩攻城。在此時，多鐸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稱“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可法卻將其書轉呈朝廷。後多鐸又接連五六次發出招降書，但史“皆不啟，投之火中”，至此，多鐸無奈之下，又令明降將李遇春持書前往揚州城下勸降。史可法怒斥其變節通敵。李遇春說：“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發箭射李。
多鐸在屢屢招降失敗後，知道史可法殉國之誌不可移，於是加緊攻城。二十五日，揚州城破。隨後的幾天，因恨揚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鐸命清軍大開殺戒，留下了屠戮揚州十日的曆史記錄。
揚州城破之後，有關史可法的下落成為一個千古不解之謎。當時人洪承疇就曾發問：“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後關於史可法去向的記載、傳說頗多。
有的說，史可法於城破時出城逃生。具體出逃過程又各執一端。一為縋城出走，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記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詐稱明總兵黃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開西門放行，清兵進城，即攻擊明軍。史可法於城上見此狀況，知無可挽回，即拔劍自刎，左右相救，遂與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二是跨騾出城，乾隆《江都誌》載揚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時，史可法“跨白騾出南門”，為此還有人賦詩雲：“相公誓死猶飲泣，百二十騎城頭立。瞬息城摧鐵騎奔，青騾一去無蹤跡”。
康熙年間孔尚任《桃花扇》，則認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後，騎馬渡河，因馬蹶落水溺死。或說他出東門遇清兵堵截，自覺無望，即赴水自盡。
還有說清兵破揚州時，史可法便銷聲匿跡，不知所終。計六奇於順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興人，自稱是當年揚州抗清失敗後逃出來的，他說城破時史可法下落不明。
一般史家通過對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認為史可法於揚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實錄》雲：“攻克揚州城，獲其閣部史可法，斬於軍前”。《明史》說，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將擁至小東門，為清軍抓獲，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師也”。遂遇難。還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維揚殉節紀略》記述道，揚州城陷時，史可法自刎未遂，為清軍捕獲。多鐸對史可法“相待如賓，口呼先生”，並勸降說：“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史可法答曰：“我為天朝重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屈……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屍萬段，甘之如飴”，於是被殺。此外，史可法於四月二十日左右寫過五份遺書以及給其母親、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書中，都表示了“一死以報國，固其分也”的堅定態度。可見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說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將劉肇基在揚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與史可法一同“縋城潛去”。
吳三桂投清
吳三桂的一生，身經兩朝，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複無常，完全是個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陰謀家，他的一切行動和策略都是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這個重大問題上，盡管還存在很大爭論，但視吳三桂為民族敗類的定性還是比較清楚的。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這是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所寫七言古詩《圓圓曲》中的兩句，不無譏諷地鞭笞了不顧民族大義、屈節投降的明山海關總兵、平西伯吳三桂，極耐人尋味。
吳三桂（1612—1678），字長白，高郵（今屬江蘇）人，後遷遼東（今遼寧遼陽），生於將門之家，父親吳襄，武進士出身，崇禎初年，以守遼東有功官至錦州總兵。吳三桂自幼學習弓馬，後來得中武舉，又以父蔭襲封都督指揮。他在軍中先後任遊擊、副將等職，由於其父和舅父祖大壽都是高級軍官，他又投在遼東方一藻和洪承疇的名下，並拜總監遼東兵馬的大太監高起潛為“義父”，明末已是兵權在握的駐防山海關的遼東總兵，封平西伯。
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軍隊在鬆山和杏山展開決戰，吳三桂中了皇太極的埋伏，差點兒做了俘虜，隻身逃回山海關。崇禎聞之大怒，想對其嚴懲。多虧吳三桂疏通關係，才化險為夷，隻受了降職三級的處分，仍舊帶兵駐守寧遠。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進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終於滅亡於農民戰爭的烈火之中。已封為平西伯的吳三桂因勤王不及，於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關，開始了他一生中矛盾複雜而又富於戲劇性的曆程。李自成知道吳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許以高官厚祿，並派人送去四萬兩犒師銀，以解吳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後，李自成派人攜帶吳襄的家書、封侯的敕書和大量銀錢，去山海關招降吳三桂，勸他“審時度勢，棄昏就明”“（如果）及時早降，不失通侯之貸”。
吳三桂麵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吳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觀望一下再說，待看了父親的家書之後，吳三桂麵對民軍和清軍兩大勢力，最終做出投降大順農民軍的決定。然而，四月五日，當吳三桂率軍抵達永平以西的沙河驛時，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吳府家人。於是，“忿而中改”，勒轉馬頭，再次返回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