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吳三桂中途返回，坊間向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吳三桂因其愛妾陳圓圓為大順農民軍將領劉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記載說：“三桂引兵西，至灤州，聞其妾陳為自成將劉宗敏掠去，怒，還擊破自成所遣守關將”。《清史列傳》記載說：三桂“悅歌女陳沅，以千金購之……至是，為賊將劉宗敏掠去。三桂聞之，作書絕父，馳歸山海關”。明末詩人吳梅村更是特賦《圓圓曲》一首，筆調尤其尖銳。詩曰：“頂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從此，“衝冠一怒為紅顏”膾炙人口，並似成這一事件的定論。此外，《明史》、《平寇誌》、《四王合傳》，以及《庭聞錄》等書均持此說。
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大順農民軍實行了追贓助餉政策，拷掠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導致了吳三桂的反悔。如張怡在《謏聞續筆》中說：“賊得京師，召三桂。至永平，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係，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乃率兵還”。程源在《孤臣紀哭》中也說：“逆闖急於降三桂，三桂父總兵吳襄住京城，賊逼襄書招之，襄不從，賊掠索之。三桂間京城，得狀，乃以兵出關”。《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記載，自成部下拷打吳襄，他隻交了五千兩銀子，農民軍嫌少，將其下了大牢，繼續施以酷刑追逼。吳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給三桂，詳述目前慘狀，盼他快來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來不及救出父親，況且母親權氏、弟弟三輔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難有生還希望。前思後想，隻能投降清軍以報家仇。談到降清原因，吳三桂自己也說：“正值李自成作亂，考慮到不能兩全其美，於是乞師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說，李自成對明朝官吏刑掠和吳襄被逮，的確是吳三桂降李複叛、最終導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當時這隻是一個潛在的因素，而陳圓圓的被奪，則在吳三桂的這一轉變中起了不可忽視的決定性作用，它誘發了潛在的原因，促成了轉變的發生。
吳三桂決定投降關外的清軍後，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氣給多爾袞寫信，言辭懇切地請他：“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此時的多爾袞正在出師中原的路上，得知吳三桂乞師的請求，真是喜從天降，立即改道從山海關入關，並複信吳三桂許諾說：“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爵為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
吳三桂尚未動作，李自成卻已率兵東進。消息傳來，促使吳三桂下了堅定決心，他親自到威遠城迎接多爾袞的兵馬，並在清軍兵營剃頭結辮，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當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農民軍和吳三桂軍在山海關一片石展開激戰，雙方打了一天多，沒有分出高下。兩軍正殺得難分難解，兩萬清兵突然從陣地左側殺來，充作吳三桂的幫手。農民軍寡不敵眾，倉促敗退西走，清軍分為兩路入關，不久即占領北京。這時，吳三桂及時打起了“複君父之仇”的旗號，在清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的麾下，充當了追剿李自成軍的先鋒官。三年之後，清廷又調回吳三桂，命他與八旗將領李國翰守衛漢中。吳三桂沒有辜負清廷的期望，不僅剿滅了不少抗清義軍的餘部，而且還殺害了一些朱明後裔和遺臣。順治十四年（1657），他又進軍雲貴，攻打南明桂王永曆政權，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師緬甸，追執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絞殺了桂王父子，徹底滅亡了南明政權。可以說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個過程中，吳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獨特的作用。盡管他在以後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動有目共睹，是不能懷疑的。
縱觀吳三桂的一生，身經兩朝，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複無常，完全是個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陰謀家，他的一切行動和策略都是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這個重大問題上，盡管還存在很大爭論，但把吳三桂視為賣國者和民族敗類，這一點是比較肯定的。正如杜甫詩句所言：“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戴名世獲罪
戴氏獲罪的種種因素，其中很大一個原因看來正是戴的“狂悖”個性。不狂不會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會故意撥動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經，不狂也就不會使“諸公責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脅，不狂也不會被趙申喬抓到把柄。顯然，戴名世之死正是落在了一個“狂”字上了。
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動一時的文字獄大案，涉及戴、方兩大名門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標遭到戮屍，另一案主首犯戴名世是科舉製中的新科頂級人物——會元、榜眼，則受到極刑的處罰。該案株連亦極廣，凡兩家親屬朋友，年十六歲以上者俱處死，母女妻妾及十五歲以下之子孫俱入官為奴。此外，亥印者、作序者等無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灝、方苞因為該書作序，本來要處絞刑，後經多方相救，從寬免死，罰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獲大赦。《南山集》案不僅是康熙裁抑漢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嚴酷手段，亦為乾隆大興文字獄開一惡例。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戴名世到底觸犯了什麼忌諱而遭此厄運呢？且容慢慢撥開這層曆史的迷霧，了解事件的真相。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自然很有才華。曾卜居故鄉南山岡，由此門人尤雲鄂為其刻了《南山集》，該書集中引用了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中的若幹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