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當時中國與高麗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來華的高麗文人、高僧很多，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世祖忽必烈時，高麗儒士白頤等在大都（今北京市）學習理學，回國時帶回《朱子全書》等理學著作，使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高麗名臣李齊賢結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齋集》問世，其中有不少描寫中國自然景觀和民情風俗的詩篇。
元代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超過前代。當時，佛教禪宗在日本十分興盛，來華學習佛法的日本禪僧很多，記載在冊的達220餘人（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40人還國”。同時，有不少元朝高僧東渡赴日本，帶去中國的佛經、經史、詩文等典籍，還有中國禪林的生活習俗對日本也有影響，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傳入的“唐式茶會”發展起來的。
元代人的眼光是開闊的，他們麵向歐洲，麵向大洋彼岸，寬闊的胸懷讓他們包容一切九州方圓。這就促使他們能夠義無反顧地“送去”，也能理直氣壯的“拿來”。這種把自己放到世界中的“世界觀”，使這個超級帝國更加具有了與其國力相符合的曆史地位，這一點就要比現代某些自以為民主文明的超級國家所辦出的事情更具典範性了。
五、文化盛世黃金時代
文化的繁榮，首先是經濟的繁榮，古今商道就是最好的繁榮文化的途徑，文化與經濟是並存的。在我國曆史上，曾經有兩個地方的商道影響和促進了當地的文化發展。例如雲南的茶馬古道，馬幫們馱著茶從大理到西藏，另一條商道是晉商，就是從山西汾河河穀進入內蒙古，將茶、鹽等貨物運到外蒙（現蒙古國）。
商業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在這兩條商道上，都能夠看到商道經過的地方帶來的文化繁榮，因為商道涉及了不同習俗、宗教、語言等各種文化，加之當地來來往往的商人，使見多識廣的客家人經過交流，帶來了一種和諧的文化氛圍。商業的多元性帶來文化的多元性，這在元代的文化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折射。
商業的繁榮有時候是需要建立在鮮血的基礎上。特別是東西方的交流，渠道的暢通就顯得十分重要了。說到這，我們不能不看到成吉思汗對暢通東西方通道所做出的貢獻。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亞曆山大大帝東征，兵鋒隻達印度恒河流域；11至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抵達兩河流域；漢朝努力經營西域，其勢力隻到達蔥嶺附近；唐代安西四鎮，並沒有越過碎葉地區……東西方都力圖實現歐亞兩大洲的聯係，卻一直隻能是向往。
成吉思汗的西征，連同後來幾次西征，終於打開了東西方的陸路交通線，並把中原的交通製度推行到通往西方的道路上。在海上交通線出現之前，東西方商旅、使者往來，文化的接觸、交融和互相影響，多由這條道路承擔。自此，一代天驕將草原的旋律借助雷鳴般的馬蹄傳到了西亞東歐，奏出了空前絕後的宏偉樂章……
商路的開通就是文化之路的開通。基於蒙古族的思想體係和文化體係與農業文明的隔膜感和陌生感，所以，成吉思汗在最初的征服活動中選擇了以西進為主。但他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漢文化的，因為漢文化對其統治起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元代文化體製中，有著明顯的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並存的特性，既行漢法，又存“國俗”（蒙古法），蒙漢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