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之初的金秋時節，隨著《漢族風俗史》的殺青，我為之奮鬥了二十餘年的漢民族研究的學術體係終於形成了。此時此刻，夜深人靜，我坐在祖國的寶島——台灣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的莊英章先生的辦公室裏2001年10月9日至11月6日，在莊英章先生的安排下，我應“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黃應貴研究員的邀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才有時間坐下來，總結開拓漢民族研究的坎坷而艱難的曆程，回憶著二十餘年來自己孜孜不倦的摯著的學術追求，心潮逐浪高……
一、播 種
1985年4月22日，《光明時報》發表了一篇用5號正楷排出的一篇“豆腐塊”，題目叫做《漢民族研究芻議》。這就是我第一次在媒體呼籲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全文如下：
漢民族擁有近十億人口，又有上下幾千年的曆史。但是，我國學術界對於這個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研究現狀，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全國數以百計的各種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中，唯獨沒有專門研究漢民族的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務，也有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的任務，唯獨沒有研究漢民族的任務；研究少數民族的專門刊物雖然不多，但是總算還有幾家，唯獨沒有專門研究漢民族的刊物。這種情況，與漢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不相稱的。
有一些同誌認為搞漢民族研究沒有學術價值，因而不願去從事這項工作。事實上，漢民族的研究是大有可為的。例如，漢民族自西漢形成以後，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中，曆經內憂外患，不管是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南北朝的分裂，還是遼、西夏、金的割據，元和清的統治，漢民族都沒有被同化或被分裂，反而從小到大，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其同化力和凝聚力形成的規律和表現，不僅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對台灣的回歸、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又如，漢民族鄉土觀念的形成與共同地域的關係，漢民族複雜的方言與共同語言的關係，漢民族“以農為本”的傳統與共同經濟生活的關係，漢民族豐富多彩的風俗習慣與共同心理素質的關係等等，都是內容極其豐富的研究課題。總之，對漢民族這個人們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特征等問題進行具體、深入、係統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又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
文章雖短，但卻很快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中央民族大學著名的民族史學者陳連開教授後來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碰見我，談起我的這一篇文章時說：“當時看《光明時報》見到這篇文章，心想，這篇文章提的問題很重要，但這個徐傑舜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
我是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說起來話長。1961年我從武漢大學附中畢業後，參加高考，陰差陽錯地考入了中央民族學院分院（現為中南民族學院）曆史係。當時我年僅17歲，年紀雖輕，雖然經曆單純但卻充滿了追求理想的熱情。進入了中南民族學院曆史係學習時，不僅沒有鬧過什麼專業情緒，而是一下子被曆史吸引住了！
為什麼我一下子會被曆史吸引住了呢？這是因為我一上課就碰上了岑家梧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原始社會史。岑教授當時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民族學家，其在日本術學時就以《圖騰藝術史》、《史前藝術史》、《史前史概論》三本著作確立了自己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的學術地位，故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中有“南岑北費”之說，即中國南方的人類學民族學以岑家梧為學術帶頭人，北方以費孝通為學術帶頭人。岑教授深入淺出，把我在中學裏認為最枯燥無味的原始社會，講得生動且引人入勝，使我一下子就確立了決心終身獻身於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的理想。
就是在岑教授的鼓勵和指導下，剛學完原始社會史的我與已在大二就讀的同窗彭英明（現為中南民族學院教授）一起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積極投身到1961年起已在學術界討論得不可開交的關於民族譯名問題的學術討論中去了。當時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民族”一詞的使用和翻譯情況》的論文，文中明確提出關於民族的形成問題，恩格斯早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是“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在這裏牙先生隻有論點，沒有論證從部落到民族的曆史過程。於是我們“現買現賣”，很認真地精讀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撰寫發表了我們的處女作：《試論從部落發展到民族的曆史過程》。就是在這篇處女作中，我們在論證從部落發展成民族的曆史過程的同時，提出了漢民族也是從部落發展而形成的觀點，從插種下了進行漢民族研究的種子。
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活正常的話，我想我對漢民族形成過程的研究不會推遲得這麼久。1963年我們處女作在《江漢論壇》第5期上發表後，1964年全國停止招收研究生，我剛進入大四就到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參加“四清”工作隊。1965年畢業後即被分配到浙江武義縣第一中學當起了中學教師，一幹就是20年。但理想如同植物的種子一樣，在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總會萌芽的！正如一首名為《播種》的小詩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