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研究》的初稿殺青後，1980年春節我乘回武漢探望年邁的父親之時，把書稿給母校的老師劉孝瑜教授審閱。沒想到劉教授給書稿以高度的評價，認為我的稿子一方麵創造性地運用恩格斯“從部落發展到民族”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麵又發展了範文瀾先生關於漢民族是一個特殊民族的觀點，第三方麵提出了漢民族形成是夏商周三代的新觀點，是民族研究中的填補空白之作，建議我交出版社審定出版。
為此我向早在我讀大學期間曾鼓勵我和彭英明研究民族形成問題的牙含章先生求教，牙先生建議我把書稿寄給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編輯李峰銘先生審閱，於是開始有了把《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研究》這棵小枝培育成《漢民族發展史》這棵大樹的過程。
1980年夏，我將《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研究》一稿寄給了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李峰銘先生。不久，收到李先生的來信，明確告訴我選題很好，有學術價值，建議我補充一些內容，寫成6—7萬字的書，並將書名改為《漢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這封信對於身處逆境中的我來說，無疑是一副興奮劑。白天勞動雖然辛苦，尤其是果園裏的梨子成熟時，晚上還要值班巡邏。由於蚊子又多又大，大熱天還要穿上雨衣雨褲和高幫雨靴防蚊，但我仍然堅持邊工作邊修改，經過半年多的努力，按李先生的要求對書稿作了修改，並補充了漢民族的特征一節，於是1981年春將《漢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寄給了李先生。
這一次書稿寄出後，出人意料，除收到李先生一封書稿已收到的來信以外，久久不聞音訊。從果園到縣城有30多公裏，我每周回家過星期日時，問我夫人的第一句話就是四川有信來嗎？這樣，在企盼中，我苦苦地等了一年半，那時我常常想，我的《漢民族形成與發展》這才是小小的嫩枝能成活嗎？當時還沒有能奢望它成為一棵大樹。
1982年6月，我終於收到了李先生的來信和退回的稿件。當收到這個郵件時，我心中一沉，是不是退稿了？但打開一看，既喜且憂，喜的是並沒有退稿，而是我的書稿經過審閱，並征求了牙含章先生的意見，出版社決定出版；憂的是李先生經過審閱，對書稿提出了70多個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寫成了小紙條，夾在稿子的相關地方，要回答和解決這70多個問題對我來說又是一個新的難題，又將是一個新的高峰，我能攀登上去嗎？過去是沒有時間的難現在則是缺乏資料的難，在當時來說，我所處的武義及其周邊的圖書館凡能借來的書我都借來看了。怎麼辦？從那裏去找資料呢？想來想去，隻有去上海圖書館。但每月隻有35元生活費的我，當時雖然因胡耀邦總書記簽發了落實有關政策的文件，我正從果園回到家中等待分配工作，但要到上海去又談何容易？這時我的患難伴侶，我的夫人徐桂蘭想出了一個辦法，她說：你們家不是有親戚在上海嗎？你坐到我們倉庫來運蛋的上海車去，不是可以不用花錢了嗎！當時徐桂蘭在武義縣食品公司蛋庫工作，每年蛋季都有上海食品公司的汽車來運蛋。於是我決定坐運雞蛋的汽車，到上海圖書館去看書。
從武義到上海，有800多公裏路，頭天下午從武義出發，在義烏縣過夜，第二天下午5時左右到達上海。坐蛋車當然沒法與現在流行的豪華空調大巴車比，但當時我為能不花錢到上海去看書查資料心中美滋滋的，高興極了！上海的親戚叫黃北康，是父親的表弟。當時他們住在老西門。他們家雖然十分狹窄，人口又多，但還是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安排我住在他們家中，晚上打地鋪，住宿條件當然也沒法與現在老百姓普遍住的新裝修的房子相比，但在上海有一個安身之地，且又不花錢，早、晚還管飯，那是我父親的麵子，也是黃北康表叔對我的關心。
就這樣，我每天早上在北康叔家中吃泡飯，然後走路到地處南京西路的上海圖書館去看書，中午在館裏買兩個麵包當午飯，晚上再回到北康叔家中就餐。但是我第一天進上海圖書館時卻碰到了進門難的問題，因為我既無介紹信，又無工作證，卻想看當時一般人看不到的三十年代出版的書，尤其是港台出版的書，怎麼辦？連門都進不了，還談什麼看書查資料？難道這一趟要白跑了嗎？還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還是很了解一個做學問的人的心理的。一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問我帶有什麼證明材料，我想到我僅帶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銘的來信，這位工作人員叫我找館領導去解決我進館查資料的問題。經他的指點，我找到了館長辦公室，一位主管的副館長，聽了我的敘說，看了李峰銘的來信，就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進館查閱，由於簽名十分潦草，我當時又不敢問，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啥，但我至今都不能忘卻那刹那，我這個被提起來了的心才落實下來，開始了對培育《漢民族形成與發展》這才是小枝成大樹的最關鍵的一段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