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早出晚歸，如饑似渴地看了一本又一本。有重要的材料沒有錢複印就抄書，做卡片。買不起卡片，我就從文具店買來一般16開的白紙裁成64開做卡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大約查閱了一百多本專著，做了三千多張卡片。不僅李先生提出的70多個問題我基本上可以回答了，而且由於看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分中國民族史、中華民族史之類的書，我對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的規律，尤其是漢民族的特征，有了新的認識。
吸飽了養份後，我回到武義家中，開始對書稿進行全麵的修改。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季樹才先生。當時他任武義縣委宣傳部負責人，主管教育口，具體管我的工作分配問題。在分配前，他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除了申訴我的冤情之處，見他對我沒有惡意，且有善解人意之態，故向他說了我正在按出版社的要求修改漢民族形成與發展，希望他能給我點時間。此人果然爽快，沒有擺出嚇人的領導架子，同意我在家修改書稿，什麼時候改好，什麼時候告訴他，什麼時候分配我去工作。這樣，我得到了難得的時間，事隔將近二十年了，我至今還是要感謝他！
這次修改，一方麵有了較充足的時間，另一方麵又吸收了充足的養份，所以我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修改工作，將7萬字的《漢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擴大成了20萬字的《漢民族史》。當我用方格稿子將草稿抄正之時，看著厚厚的約有700頁的書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的悲壯之情，逆境中的崛起真是既悲且壯啊！正如一首名為《紮根》的小詩所言：
茁壯並深根
我們平和的迎接
雨的狂
風的勁
五、見樹
深深紮根於土地上的小樹是不怕風雨的，具有生命力的。20餘萬字的《漢民族史》又經曆了一個從小樹長成大樹的曆程。
1983年初我的《漢民族史》交稿後，我個人的命運也發生了變化。在全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我為了能實現在大學求學師從岑家梧教授曾立下終身從事民族研究的理想，從1983年到1984年底不斷地向在報上刊發了招聘啟示的單位聯係調動之事，先後向深圳大學、太原市委黨校、無錫市委黨校、海南大學、中南民族學院等單位提出了申請，但是，都因武義縣的有關領導不同意而不得成功。
有一件事在此不得不提及，即1984年我一個學生叫褚幼萍，他的父親曾任過當時任浙江省省長薛駒的警衛員，他出於對我的關心，專程去杭州把我的情況向薛省長作了反映，薛省長在我寫的材料上批示：這樣的人才擬調到浙江師範大學去工作。但是此批文傳到當時武義縣的縣委書記手中，他一方麵答應薛省長去辦，另一方麵則對我說要有人來接替我的工作才放我走。這怎麼可能呢？當時我在武義三中任教，除擔任高中文科班的班主任外，還擔任高中哲學、高一世界史、初三中國史的課，他不派人來我怎麼走得了？這事一拖就到了1984年底，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的師兄張有雋的來信，他說從中南民族學院方麵得知我仍在中學教書，見我這幾年發表了幾篇論文，知道我一直堅持民族研究工作，說他現在已任所長，問我是否願意去廣西民族學院工作。接信後，我與桂蘭商量，廣西雖然僻遠，但搞民族研究的資源豐富，1964年到1965年我參加三江“四清”工作，到過柳州、桂林，對廣西的山青水秀有良好的印象。南寧雖然沒有去過，但作為廣西的首府不會比桂林、柳州差，加上廣西民族學院內有一個相思湖，學院的自然環境也一定很好。這樣，從來沒有到過廣西的桂蘭，在家人的一片反對聲中，堅決地同意與我一起去廣西民族學院。
但是，廣西方麵發來了商調函，盡管縣勞動人事局的局長是我的朋友，可是武義方麵的領導仍然不同意，當時的縣委書記要我留在武義，為武義的發展作貢獻。那位當局長的朋友也不敢放人。正在無奈之中，廣西方麵得知我的處境後，於1985年2月向廣西壯族自治區人事廳打了報告，人事廳批複說，這樣的人才若自願到了廣西來工作，可以不要戶口、不要檔案，不要工資關係，到廣西後，由接受單位照其原工作單位所發的工資條發工資。3月初接到廣西方麵寄來的廣西人事廳批文的複印件，便下決心，拍屁股走人！決心已定，我和桂蘭都同時向單位遞交了請調報告，花了三天時間打點了全部行李，用火車托運了行李，於3月25日一家三口乘火車離開了工作了二十年的武義，奔赴陌生的南寧！
一到廣西民族學院，沒有多久，不僅《光明時報》發表了我寫的上述文章：《漢民族研究芻議》，也收到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銘先生的來信（這時李先生已擔任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副社長），要我到成都麵談書稿出版的有關事宜。於是，經學院黃鳴院長的批準，1985年，我利用到北京參加全國民族理論工作會議的機會，乘飛機繞道到成都，見到了李峰銘，並陪同李先生一起到重慶，住在重慶海軍招待所裏，兩人長談了兩夜。李對書稿的意見是：現在20萬字的書稿比以前二稿有了較大的提高，但社裏對這本書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利用在廣西民族學院工作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擴大資料麵，吸收近幾年相關的學術成果，寫出一流水平的《漢民族史》，在相當的一個時期內能處於全國領先的地位。我對李先生提出的要求感到惶恐，我對李先生說：我寫第三稿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的水平，要寫出全國一流的學術專著，恐怕很難勝任。李先生卻不以為然，舉了學術界許多實例，說明了學問是人做出來的，學術界許多大學者都是從小做起的，關鍵是你研究的方向準不準？是不是學術真正的前沿？如果認準了，堅持下去，一定會成功。三稿比二稿更好，難道你不相信四稿會比三稿會更上一層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