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先生的鼓勵下，我回到了南寧，開始了向漢民族研究學術高峰的第四次的衝擊。確實，正如李先生所言，擴大了資料麵，學術思路會豁然開朗，我從1985年9月開始，鑽進廣西民族學院圖書館翻箱倒櫃，不僅找到了許多我過去沒有見過的書，還有我過去很少涉及的學術期刊。廣西民族學院圖書館作為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館藏期刊比較豐富，從學術期刊上我逐漸掌握了學術發展的動態，摸清了學術發展的前沿。與此同時，結合我撰寫《民族理論政策簡明教程》，我歸納和概括了漢民族史研究的規律，即應按民族發展的規律來研究漢民族。理論的升華，使我大有“一覽眾山小”的感覺，從1980年到1985年，整整六年的嘔心瀝血，使我悟到了漢民族發展的規律，決定從起源、形成、發展、特征和文化五個方麵全麵論述了漢民族的民族過程及其人文特征。
理論清，方向明，經過近一年的努力，1986年一部五十萬餘字的《漢民族發展史》脫穎而出，六萬餘字的《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研究》，曆經六年，四易共稿，終於從一支小枝長成為一棵大樹，正如一首名為《見樹》所言：
陽光
雨露之必要
暴烈狂風之必要
一切將成為過程
我將展現根植土地的美麗
迎接根植土地的人群
六、成林（上）
《漢民族發展史》的撰寫和出版使我的學術眼界更開闊了。從1986年定稿到1992年出版，《漢民族發展史》雖然經曆了艱難而坎坷的曆程，但我卻沒有為此而鬆懈。我明白“知無涯，學也無涯”，《漢民族發展史》完成後，我所鍾情的漢民族研究應該如何再深入一步，再提高一步，再發展一步呢？我一直在探索，在思考。思考的結果之一，是準備進入漢族風俗史研究的領域，此事暫不詳表，待後再敘，在這裏我先說的是關於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漢民族的問題。
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係謝劍先生的安排下，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的邀請，到該所作為期一周的學術訪問，期間由人類學係主持，作了《漢民族研究與中國文化》的學術演講。在學術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係的資深教授喬健先生和謝劍先生不僅出席了講演會，還與我就漢民族研究的對象、內涵和方法論問題展開了討論。他們建議我要學會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漢民族。
喬、謝兩位先生的建議對於一直在民族理論方法論上摸索的我，無疑有指路的作用。過去我雖然於20世紀80年代未，90年代初到賀縣南鄉作田野調查，撰寫了《南鄉春色——一個壯族鄉社會文化的變遷》，初步運用人類學社會變遷的理論和田野調查的方法進行課題研究，但那是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的一種嚐試，從根本上說來，那時的我對人類學的認識僅僅初步“親密接觸”，使我對傳統的、受蘇聯影響極深民族理論有了一種全新認識，深感其刻板、僵化和嚴重脫離生活實際，而初步感性地認識到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生動、鮮活和緊貼生活實際。初次嚐試就有豁然開朗，別有洞天之感。這次在喬、謝這兩位教授的啟示下，我的學術興趣進一步地向人類學轉移。
如何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漢民族？我的認識有一個從淺到深、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這一個過程，也正是我嘔心瀝血的開拓漢民族研究從見樹到成林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