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由於我的人類學知識淺薄，認為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就是要對當代的漢民族進行研究，就是要對漢民族的文化進行研究。過去，我費了六年的心血嘔成《漢民族發展史》，從曆史的角度切入，按照民族發展規律，從高處、遠處對漢民族進行了鳥瞰，充其量隻是給漢族畫了一幅速寫。現在就應該從近處對當代漢民族進行中觀和微觀的研究，因此必須對當代漢民族發展的曆史和文化進行全方位的審視，所以，1994年我起草了一個“漢族曆史文化研究”計劃，打算立足當代，按省、自治區、市的行政區域來研究漢族的曆史和文化，編輯出版一套“漢民族曆史與文化叢書”。這個計劃雖然有一定的創意，但由於過於龐大，不僅許多出版社無法接受，就是一些學者也覺得無從下手。後來，這個研究計劃，通過上海文藝出版社徐華龍先生的推薦，被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胡小靜先生看中，他認為計劃雖然龐大，但創意新，有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為此，他建議我們調整計劃，縮小規模，先按大區對漢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加以研究，這樣既保留了創新，又便於操作。這個建議，當然是金玉良策，我們那有不同意的道理，於是雙方於1996年6月簽署了約稿協議。從1996年6月開始，我進入了種第二棵樹的曆程。
第二棵樹的種植過程，實際上是我不斷學習人類學，不斷運用人類學的過程。話要從1995年7月參加教育部批準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說起。
人類學前輩費孝通先生為了促進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向教育部申請創辦了這個高級研討班。當時我並不是第一屆高級研討班的學員，而是以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和常務副主編的身份，在研討班的最後兩天趕到了會場，第一次結識了中國人類學界的中青年精英，向他們宣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將向人類學傾斜，以較大篇幅開設人類學專欄，優先發表人類學方麵的論文和田野調查報告，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並宣布了向大家贈閱《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的決定，廣交了人類學界朋友，開通了獲取人類學信息資源的渠道。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參加開幕式時聽了費孝通、季羨林、喬健、韓國金光億、日本中根千枝等大師們的講話，費先生的閉幕詞講的一段關於人類學後繼有人的語重心長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我再一次感受到學術的接力棒是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鑄成的，我想種的漢民族研究的第二棵樹，必須以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做肥料才有可能“成林”。於是我下決心今後要參加研討班的學習，以豐富和提高自己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論。
1996年元旦剛過，我冒著零下10度的嚴寒到北京大學參加了第二屆高級研討班的學習，成為一名正式學員，成了一個“一年級小學生”。在這次研討班上，我發言的題目是《漢民族研究的人類學意義》。榮幸是，我的評議人是李亦園先生和喬健先生，說實在，我當時主要是從喬先生《中國人類學的困境和前景》一文中受到啟發，結合自己開拓漢民族研究的心得，談了漢民族研究的人類學意義。當時發言隻有一個提綱，沒有寫成文字，幸好會議作了錄音，由北京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參加研討班工作人員整理的記錄稿如下：
我發言完之後，李亦園先生作了如下評議：
徐傑舜教授的漢民族研究跟我們自己的研究是連在一起的，就像上午所說的，用文化的觀點來做，無所謂漢族和少數民族，一樣的，都是研究的對象。何況漢民族實際上是那麼多，代表的意義就更重要一點。漢民族研究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徐先生所說的，實事上我們也是被一些比較教條的觀點所套住了。比如講，我們的人類學，即使講在這個房間裏麵，恐怕也不全是漢族吧，那麼倒過來說的話，你們（少數民族）來研究漢族，也算異文化，是不是？實在是我們的錯誤，我們就沒有想到還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這五十五少數民族的人類學家來研究漢族，也算otherculture的研究，所以我們一直都在想，都站在漢族沙文主義的立場，好像口裏邊講，我們有五十六民族，但心裏麵講，研究者是漢族才能研究，別的少數民族就不能研究，其實，漢民族對他們來說是otherculture，是異民族，那麼就當然可以照Leach教授所說的來研究我們，何況少數民族的人類學家們的漢語很好，比我們（漢族）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能力要高得多，所以，倒過來說，實際上是對的，這些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喬健先生作了如下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