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徐傑舜先生的報告，用台灣的話來講是企圖心很大的。用一個計劃來研究漢民族，沒有任何人否認，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但是，聽了您的報告，我有一個問題——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漢民族研究究竟跟漢人社區研究一樣不一樣？因為你提到了閩台惠東人研究計劃，閩台惠東人研究計劃是漢民族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嗎？因為那是我們所說的標準的漢人社區研究。那個時候，用現在的眼光來說，基本上是運用應用人類學來研究漢人社會。我們來看看研究漢人社會的方法，從費先生他們提過，從RobertPark，Redcuebruth，把這個communitystud夕觀念介紹進來以後，我們就逐漸逐漸地在大陸、在台灣運用，而且有他們這幾位，像王斯福先生他們，提出閩台研究計劃的AuthorWolf啦，PassNark啦，MarrineCoine啦，或者早期的MorrieField，ModernFried他們這些人，還有Skinner，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套方法，這套方法我們可以說是研究漢人社會的，這裏頭，大部分人是用人類學的或者是功能學派的觀念，結構學派的觀念，社會學上的一些統計方法。我們回過頭來對比，跟漢學研究，Sinology研究對比，就顯然看到漢人社會研究跟漢學研究是不一樣的，所以我以為就不能叫這種研究，像王世福先生的研究啦，AuthorWolf的啦，或者李亦園先生、莊英章先生的啦，他們這些人的研究，漢人社區研究，而不是漢學研究。所以說，您現在提倡的漢民族研究，因為您現在可以說是這個研究的一個創始人之一，而且很重要的一個創始人，在方法論上是不是要有新的創新？我覺得這是我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的問題，而我感覺到在方法上是應該不一樣的。我覺得在方法上應該是：首先把漢族當作一個整體，就像我們研究苗族，研究瑤族，研究台灣的比如說阿美族、泰雅族等這樣的研究，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看它的起源啦，看它的遷徙啦，甚至於分類啦，它的語言啦，甚至於可以這樣子，更宏觀的‘種研究，因為這些東西，說漢人社會的研究也好，說漢學研究也好，都沒有接觸它，是一個空白，所以說，我想我們是不是在這方麵做到一點，您提到漢民族它的文化是世界少有的，有這麼長的一個傳統——不間斷的一個傳統，這是一個事實，但怎麼樣去了解他的連續性，怎麼樣用一種比較科學的方法來表達他的持續性，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需要一個新的方法來做這一門工作。我想，既然已經提出了漢民族的研究來，這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方法論的問題，以上是我的一點體會。”
李先生和喬先生的評論給我以深刻啟示，是啊！我開拓漢民族研究方法論是什麼呢？為此，我又讀了一些人類學方麵的書，整整思考了一年多，向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三屆高級研討班提交了《漢民族研究的人類學意義和方法論》的論文。
這一次的學習和思考，對我正在進行的“漢族曆史文化”課題研究起了關鍵性的根本性的改造作用。我完全放棄了原來按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研究漢族曆史和文化的框架，對其作了徹底的改造，運用在研討班上學到了有關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決定按七個不同人文地理區域分別論述其曆史、方言、族群和文化，即對漢民族進行人類學的分析。
為了能順利地完成“對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這個課題，我於1996年12月，1997年12月分別在南寧和上海召開了兩次當代漢族學術研討會。尤其是在上海的會議上，課題組內對是否運用和如何運用族群理論對漢民族的族群結構進行解剖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我知道要接受一個新的理論是很不容易的，我以極大的耐心說服大家。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家的認同和努力下，在1997年初稿的基礎上，1998年上半年大家又作了全麵的修改，終於於7月5日按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簽訂的約稿協議所規定的時間交出了130餘萬字的書稿《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
1998年7月6日中午，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靜、施宏俊兩位編輯在討論我的書稿時，施宏俊提出現在的書名太直，能否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全書的內容加以提煉、概括，取一個像《菊與刀》這一類的書名。我聽後很受啟發，經對全書的內容作了審視後，我提出用“雪球”作書名，“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作副標題。為此，我撰寫了一篇《題識》，對《雪球》書名的緣起，以及為什麼要起這個書名作了解釋。這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9年8月，《雪球》一書終於問世，並趕上了由我發起並主持的“人類學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漢民族研究的一棵樹終於有了一個伴，此為漢民族研究“見林”的第一步，一首名為《有伴》所言：
陽光
雨露之必要
暴烈狂風之必要
我們手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