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製，秦王朝雖然覆滅了，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國家經過農民戰爭的洗禮卻更加強大，“大一統”的思想經過董仲舒的發揮更加明確。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 · 董仲舒傳》。這樣，他高舉孔子的旗幟，把各儒家各派和百家學說在《春秋公羊》的名義下統一了起來。於是，“大一統”思想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統一這一曆史主流的前進，也是維係民族長期穩定的思想紐帶。
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由於漢武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使華夏民族完成了向漢民族的轉化。政治上，漢武帝創設了刺史製度，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郡，實行“編戶齊民”，規定非經政府允許，人民不得任意遷徙；進行削藩，剝奪諸侯王的部分土地歸中央直接統轄，又頒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阿黨之法”，限製侯王政治勢力的發展，逐步減少了侯國的數目。對民族共同體來說，這些都有利於民族共同地域的穩定和民族內部團結的加強。
經濟上，漢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議，頒行均輸法、平準法，消除了郡國運輸“往來煩雜、物多若惡、或不償其費”的現象，以京師為中心，建立了全國範圍的商業網，商品流通大大發展。另外，漢武帝又統一和穩定了幣製，頒行五銖錢。對民族共同體來說，這就有利於加強民族內部的經濟聯係。
文化思想上，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發展成了經學，取得了占統治地位的優勢，特別是“三綱”、“五常”封建倫理觀念的建立，雖然對中國社會的消極影響很大，但“人倫”關係的係統化，使儒學成了正在形成的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血肉部分的作用，必須予以充分估計。
所有這些，不僅表明西漢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國家更集中、更強大，使統一成了中國曆史發展的主流，也表明了秦王朝時統一的華夏民族發展得更統一、更穩定，使華夏民族完成了向漢族的發展和轉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紮下了根。
二、漢民族族稱的確定
華夏民族發展、轉化為漢族的標誌是漢民族族稱的確定。
華夏民族統一於秦王朝，其族稱曾經改稱為“秦人”，西域各國就有稱華夏民族為“秦人”的習慣。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國運，使“秦人”的稱呼很快被人們遺忘了。而漢王朝從西漢到東漢，前後長達四百多年，為漢朝之名兼華夏民族之名提供了曆史條件。另外，漢王朝國勢強盛，在對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稱漢朝的軍隊為“漢兵”，漢朝的使者為“漢使”，漢朝的人為“漢人”。於是， 在漢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收閩粵南粵，與周邊少數民族族群進行空前頻繁的互動和認同中，漢朝之名遂被他們稱呼為華夏民族之名。呂思勉說：“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後。” 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頁。 呂振羽則說：“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後，便開始叫漢族。” 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三聯書店1950年版，第19頁。總而言之，漢族之名自漢王朝始稱。
漢族族稱的穩定性經受了曆史的考驗。漢王朝滅亡之後，經三國的鼎立、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和南北朝的分裂，到極盛時期的唐朝，雖有“唐人”之稱，但使用不廣，就是唐與少數民族族群交往中仍稱“漢人”，如唐與吐蕃交往中，即“蕃漢兩家”。 《舊唐書·吐蕃傳》。唐以後也是如此，《金史·盧彥倫傳》稱：“契丹、漢人久為一家。”西夏文漢語對照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中說：“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情。”元朝時亦稱黃河以北的中國人為“漢人”，後又撤消“北人”、“南人”的界限，統稱為“漢人”。清朝初年也稱明朝人為“漢人”。近代，在太平天國末期侍王李世賢《致各國領事書》中，已使用了“漢族”，這是目前為止所見到的關於“漢族”族稱的最早記載。辛亥革命時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由此可見，漢族的族稱，雖源於漢王朝，卻早已與朝號無關，表明了漢族族稱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由此可見，漢民族的雪球以曆史為巨輪在黃河和長江這兩個搖籃裏不斷滾動，經過了夏、商、周、楚、越諸民族相繼崛起的階段；經過夏、商、周、楚、越諸民族以及部分夷、蠻、戎、狄大溶合而育成為華夏民族的階段；經過華夏民族在“大一統”中向漢民族發展、轉化的階段，終於完成了其滾動式形成史上的三部曲，譜寫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偉的一部民族形成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