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東漢末年以來，南匈奴入居塞內，並逐步南遷居於並州汾水流域；鮮卑慕容部和拓拔部先後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及北魏等政權，大量遷居黃河流域；羯胡則徙居上黨武鄉一帶；原居汀、鄂一帶的部分蠻族也進入黃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時，大陽蠻28000戶內附，李崇還將魯陽蠻10000多家遷至河北諸州及6鎮。在長城以內及黃河流域的廣大中原地區，造成了北方各族群大混雜的形勢，組成了一幅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族群交錯雜居的互動畫麵。
至元代，政府按本族及征服前後排定民族等差，共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但這時的“漢人”包括了南宋領域外的漢人和契丹、女真、黨項等族，表現了北方諸族融合的趨勢，並促成了他們的大互動、泛認同和深涵化。
漢民族在與入主中原北方少數民族族群的互動和發展，使漢民族的曆史之根繼續滲透和伸展在中原這塊廣袤富庶的土地裏，在長期曆史風雨的洗禮和催發與先進經濟文化的積澱和滋潤下，中原漢民族主幹不斷茁壯成長，並奠定了以後南方和邊疆漢民族族群之苗枝繁葉茂態勢的深厚基礎。中原漢族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向心，是漢民族族群在神州大地發展的核心輻射源。 “中原地區精耕細作的農耕經濟十分繁榮和發達，周邊少數民族從事的或者是草原畜牧業，或者是山區狩獵、采集和粗放農業”， “中原地區是整個華夏文明、漢文化的中心”。 馬戎， 周星主編：《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二、漢族南遷在與南方少數民族
族群的互動中發展
東漢以後，中原大亂，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四分五裂，到處是紛爭戰亂和封建割裂。
在中原大地，從黃巾大起義開始，經三國鼎立的分裂，十六國的混戰，直到南北朝的對立，在蔓延全國的大變亂之中，國家四分五裂，社會動蕩不安，田園荒蕪，民生塗炭，特別是北方少數民族族群的浩蕩內遷和江漢地區部分蠻族的魚貫湧入，十六國的大混戰，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頻相交織，迫使漢族人民流離失所，四處遷徙逃亡，而當時相對來說變亂比較小的南方由於甚少北方兵燹之災，加之地廣人稀，政製鬆懈，所以成了漢族人民遷徙的主要方向。
於是，自東漢末年以來，當北方少數民族族群掀起向內地大遷移的浪潮之時，北方的漢族人民也拉開了向南方大遷徙的序幕。而漢民族南遷在與少數民族族群的互動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1.魏晉南北朝漢族的南遷
東漢末年，在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中，中原一片混亂，漢族人民被迫南遷。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董卓挾獻帝遷都長安，將洛陽200裏內數百萬漢族強行西遷，《後漢書·董卓傳》。從此掀開漢族大規模外遷的序幕。
據《三國誌》所載，單從中原遷入蜀國的漢族移民實例看，上層人物主要有劉備、張飛、趙雲、關羽、諸葛亮、呂義、魏延等，下層平民亦不少，如初聖三年（192年）從南陽和關中遷入的有數萬人，被劉焉編為“東州兵”。 《後漢書·劉焉傳》。這些“東州兵”帶家屬，數量當有一二十萬，據《三國誌》所載的材料可知他們可能大部分是從中原河南南陽入蜀的漢族移民。據葛劍雄先生統計，從中原入蜀漢族的原籍主要有河南的安眾、義陽郡、南陽郡、汝南郡、平興、陳留郡、偃師、洛陽、平輿、南鄉、江夏、黽等地；山東的北海郡、陽都、魯國、山陽等地；河北的涿郡縣、常山郡、真定、魏郡等地；山西的河東郡、解縣等地。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第282頁。
西晉“永嘉之亂”後，在天災人禍的威逼之下，漢族更是大規模南遷。永康二年（301年）聚集在荊州的流民有十餘萬戶，從皇家“太樂”的伶人也逃至荊州 《晉書·劉弘傳》。來看，從中原避亂荊州的人當不少。
司馬睿稱晉王之時，中原又大旱，司、冀、並、青等州大蝗災，冀、青州次年又爆發蝗災，迫使百姓繼續南遷。這次南遷到東晉建立時達到高潮，其中以東晉政權的支柱，大族和官員的南遷為代表，據《晉書·王導傳》載，如以王導等為首的琅琊臨沂（今山東費縣東）王氏等共計20餘個不同的姓氏族群。正如葛劍雄先生的研究所示，這個時期漢族外遷最大的特點是大多以原籍或宗族為單位，或依附於原籍的強宗大族、地方官員，集體行動。永嘉之亂所引發的漢族南遷的高潮曆時一百多年，計其餘波更長達近三百年，其南遷的路線據葛劍雄在《中國移民史》中研究，前後大致相同，主要有東、中兩線，東線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當時入淮各水）汝、潁、沙、渦、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溝通江淮的邗溝構成主要水路，輔以各水間陸路。中線起點主要是洛陽，由洛陽經南陽盆地至襄陽，然後再由漢水東南下。
2.隋唐五代漢族的南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