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濟先生在研究姓氏來源的基礎上通過對我群（指漢族族群）張、陳、朱、胡、郭、李、劉、吳、王、楊10大姓氏族群在前772年至1644年間的來源、地望和移徙情況，動態地顯示了族群遷徙中的互動、認同和發展因素。 參閱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中國民族的形成》第四章《我群的演進：在研究姓氏來源的基礎上對我群構成變化的評價》第177—26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據李濟先生研究，在1644年以前，匈奴人、通古斯人和羌人的血液可能已在中國南方人的血管中流了好幾個世紀了。“自公元之初起，通過吸收騎馬、喝牛奶、吃生肉的匈奴人，牧放犛牛的羌人，養豬的通古斯人和套馬的蒙古人，現代中國人得以擴大。與此同時，在我群擴展到長江以南的過程中，他們還吸收並整合了紋身的撣語民族，行大葬的藏緬語民族和住幹欄的孟—高棉民族。” 參閱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中國民族的形成》第八章《現代中國人的整合》第313頁。
漢民族在遷徙中互動和發展在考古學上也有反映。如反映早期漢族祖先移徙的新石器時代母係氏族（有熊氏、有蟜氏及華胥氏等）的前仰韶及仰韶文化，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標出的主要遺址就有173處，分布多在黃河、涇渭河、漢水、長江等10多個流域，範圍以豫西關中晉南為中心，跨十多個省份。 田繼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考古文化反映南北民族遷徙稍晚。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典型遺址集中分布在江漢平原中部，西北方向的漢水、丹江流域亦在其範圍內，與苗蠻所居屯一致，時間為公元前2500—前1900年，與堯舜禹年代相當，當為苗蠻文化。 石興邦，周星：《試論堯、舜、禹對苗蠻的戰爭》，《史前研究輯刊》，1988年。這個文化係統的範圍，包括黃河和長江中遊的中原地區和江漢地區以及附近的洞庭湖和鄱陽湖周圍地區，其出土文物反映了該地區是曆史上南北文化遷徙、互動、認同乃至最終交融的中心。
曆史的車輪不斷傾軋而進，波瀾壯闊的族群遷徙和互動的曆史劇從傳說時代有熊氏、有蟜氏和華胥氏族的地域內徙為序曲，至公元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基本落下帷幕。 楊東晨：《論我國民族遷徙與融合概況及其曆史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六期。縱觀漢民族雪球的滾動發展史，其輾轉經過此起彼伏的民族遷徙和互動浪潮的推動，在曆史的不斷磨合中，最終於民族大融合之爐中鑄成。在二千多年的曆史滄桑中，她曆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宋元時期的大分裂、大動蕩、大遷徙和大互動大認同，一方麵是漢族的大批南遷（以及邊衛遷戍屯徙），另一方麵又是北方和東北的少數民族族群入主中原，在這個民族大熔爐中無一例外地被漢化。因此漢族發展的外顯形式始終表現為族群頻繁遷徙和互動。族群頻繁遷徙是漢族與少數民族族群進一步互動和認同的先聲，是漢民族雪球繼續滾動式發展壯大的首要篇章。
總之，在中國曆史上民族同化潮流的席卷之下，雜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溝通得愈深，掌權者推行漢化政策愈積極，漢族先進經濟和文化的炭火燃燒得愈旺，漢族這個由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來越發展，終於成為世界第一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