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漢族風俗從孕育到形成；從多次變異、重構到整合、發展；從古代風俗向近代風俗，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社會主義新風俗的整合和發展，經曆了一個從野蠻到文明，從封閉到開放的曆史過程。了解和認識漢族風俗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過程，對於進入21世紀的漢族來說，其意義就在於認識漢族風俗的過去，是為了更好地總結現在，促進漢族風俗在21世紀的新整合和新發展。
二、漢族風俗的基本特點
漢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曆史從未中斷過的一個民族共同體，其風俗有著鮮明的民族特點。
1.農本
漢族社會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娛樂、消費等都離不開農業。可以說，漢族風俗這棵大樹是在農業的土壤中發芽、生根、長葉、開花、結果的，所以它首先具有鮮明的農本特點。如漢族社會起源甚早，至今仍流傳不衰的春節，它的原初意象是農業豐收後的慶祝活動，“年”者，即禾熟之意。立春，作為節日，其主要習俗活動是鞭打春牛，用意十分明確，勸耕也。端午，在南方，其最為精彩的活動是龍舟競渡。對此一習俗本意的推測，有祭圖騰、祭屈原等說法；但也有學者認為是祭祀穀神。漢民族普遍崇拜的龍，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雨，還與農業有關。至於漢族社會的生產職業風俗，那更是以農為本，重本輕末。如果說漢族文化是屬於一種農耕文化的話，那麼，漢族風俗則可稱是農本風俗。
2.儒化
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就成了統一漢族思想心理的唯一理論體係。整個漢族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要接受儒家文化的規範，一切的文化樣式全被罩於這一思想體係之下，風俗文化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漢族風俗在長期的發展和演變中，又給自己打上了深刻的“儒化”印記。上麵的“糾正”異端思想和行為，隻是“儒化”的一個方麵，更帶普遍意義的是儒化生活或生活儒化。以飲食風俗為例，秦漢時人認為民間那種“淆旅重疊”，“眾物雜味”的大擺宴席，不僅是造成當前食物不足的原因，也根本不符合崇儉黜奢的儒家禮製，所以主張應恢複以往“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的飲食製度。 《鹽鐵論·散不足》。筵宴過程最重長幼、尊卑、親疏、貴賤有序、有別，《史記·武安侯列傳》上記丞相田蚡舉辦家筵時，田蚡坐在東向的首席上，他的哥哥卻坐在僅次於他的南向座位上。這是因為身為丞相的田蚡不能因為哥哥在場而違禮，他的官位比他哥哥高，隻有東向坐才符合他的丞相身份。先秦儒家飲食禮儀對漢代產生了較大影響，從漢代畫像磚、畫像石、帛畫、壁畫中常見的宴飲圖來看，這套飲食禮儀，在漢代似普遍遵循著。
秦漢時期婚姻家庭生活更是完全納入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之中。婚儀之“六禮”自不必說。即便是離婚也有具體的規定，有“七去”、“三不去”的原則。這些離婚原則實際也完全是經學的模式。班昭《女誡》曰：“《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因此，丈夫即使行為不端，妻子也不得要求離婚。但是，秦漢時妻子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和丈夫離婚：一是丈夫悖逆人倫，二是丈夫殺妻父母，三是丈夫廢絕綱紀。這些特殊規定也仍然是符合經學的。
在秦漢時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化是無孔不入的，滲入到民間時俗的方方麵麵，左右著人們的行為舉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當時的重讓敬賢、知恩圖報、講氣節及品評之風。
3.兼容
漢族風俗的兼容性特點也非常明顯。早在漢族風俗形成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就“始出胡服令”，實行“胡服騎射”， 大規模吸收其他民族的風俗文化來充實和發展自己。這一事例說明漢族風俗在孕育時期就已有兼容並蓄的博大胸懷。秦漢時期，漢族風俗在形成過程中，照樣大量地吸取了異族風俗的優秀成分。如葡萄、芝麻（胡麻）、胡椒、薑等，都是張騫通西域後從西域各國引進的。此外，如琵琶、胡笳、笛等也是在兩漢時期從域外傳入的。據史料記載，漢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為之”，一時間，洛陽城內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成為上層社會追求的時尚。漢族風俗的兼容性特點，由此可見一斑。至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漢胡風俗大交彙、大融合。漢族風俗如海麵吸水般地借鑒了北方少數民族的胡坐、褲褶等“胡俗”。 胡坐的流行，改變了漢民族自古以來的席地而坐的坐姿；褲褶的服用則改造了傳統的袍衫之製。至於發生在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漢族風俗對西方風俗的拚命借用和吸取，其兼容性特點就表現的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