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漢胡相雜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風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不可能僅靠自身純之又純的積累而完成，而隻能通過在自身積累的同時，不斷博采異族文明來豐富和改良自己的過程來達到發展的目的。正如美籍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R。Lowie）在《我們文明嗎？》一書中所說：文明是一件東拚西湊的百衲衣，誰也不能誇口是他“獨家製造”；“轉借”實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羅伯特·路威著，呂叔湘澤：《文明與野蠻》。社會風俗的人類共通性就是這種“轉借”的基礎，而漢族的風俗則是一件典型的“百衲衣”。
漢族風俗不僅由境內各民族的風俗互相融合而成，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亞、北亞和南亞文化的質素，並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故“吾國中種種舊俗，皆由兼並包蓄而成”，衣、食、住、行、娛樂，“早已雜用胡俗”。真是“此泱泱數萬裏之神州，有史以來，其迎新納異，雜糅眾俗，飆轉豹變，初無一日之息。”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
早在公元前302年，當漢族尚處於孕育階段，趙國的武靈王就“始出胡服令”，命將軍、大夫、嫡子、代吏均著胡服，穿著胡“靴”，拋掉戰車，騎上備有馬鞍的戰馬去迎擊敵人，“胡服騎射”，可以說是中國風俗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吸收其他民族風俗的著名曆史事件。由此可見，當漢族於秦漢時期一誕生時，其身上已帶有胡文化的血統。兩漢時期，又從大秦（羅馬）輸入了各種毛織物和棉布，改變了中國隻用絲、麻的習慣，用氍毹鋪地待客成為時髦之舉。作為來自外國的高級毛織物，也是時髦之物，與錦繡一道被視為珍品，竟下令禁止商人穿著。我們今天日常食用的葡萄、芝麻（胡麻）、胡椒、薑等等，都是張騫通西域後從西域引進的。今天我們稱為國樂的琵琶、笛等也是從域外傳來。古代的“百戲”流傳為現代的雜技、馬戲、魔術，在當時無一不吸收了外域藝術的影響。漢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為之”，一時間，洛陽城內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成為上層社會追求的時尚。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漢胡風俗大大交彙、大融合時期。漢族流行至今的坐姿，就是這一時期吸取“胡坐”而來。假如沒有當初的漢胡交流，和漢族對胡族文化的借鑒和吸取，恐怕今天我們還的席地長跪而坐。
到了唐代，中亞、西業各民族移居長安和其他內地的人很多，他們帶來了印度、波斯的風俗習俗、宗教信仰，對我國人民的生活習尚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的一些教義、儀式、禁忌，大大改變了信徒，甚至非信徒的生活習俗；而對胡騰、胡旋、柘枝等舞蹈的迷戀，竟成為開元，天寶之際統治者淫靡墮落，朝野縱情聲色，國家迫近禍亂的一種征兆。
至於今天許多人所抽的香煙，大約是明萬曆年間由呂宋（菲律賓）傳來，當時據西班牙語名稱譯為“淡巴菰”。此物傳播之快、範圍之廣、流傳之久，竟在舶來品中位居榜首，明末清初即已“遍滿宇內，無人不 ，名之曰相思草” 江之蘭：《文房約》，見《檀幾叢書》。差不多同時，又有鼻煙傳入，“王公貴人多好之”。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義四國日子》。
從漢族風俗的發展和演變曆史看，漢族不是從古以來的就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民族，漢族文化與許多異質文化有過交流。漢族風俗就是在不斷汲取“胡俗”的優秀養料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和演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