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由風俗史研究概括的曆史經驗的借鑒作用所決定以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中國曆來有“鑒往知來”的傳統。這就是說曆史科學為人們提供了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使人們不僅能夠避免重走前人已走過的彎路，重犯前人已犯的錯誤，而且能夠從現在看到未來，使人們在創造曆史的活動中更加主動、更加自由。
我們在研究漢族風俗中發現，大凡昌盛之世都會出現生活風俗奢侈的風氣。如“漢世富人，率多瑜侈。田紛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萬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史丹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張禹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堂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此權威之所為也。……後漢馬氏稱最賢，而馬防兄弟猶以腧侈就國，他可知矣。”《秦漢史》下冊，第527頁，台灣開明書店，1977年5月。董仲舒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漢代官僚地主“身寵而載位高，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以與民爭利於天下，……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已。”《漢書·董仲舒傳》。
隋唐之時，侈靡之風不僅在宮廷和大臣第宅裏鼓蕩，還通過地主階級擴散到其他階級和階層中去，甚至連那些為政清廉、崇尚名節的官僚土大夫也不免受其染習，如杜佑、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亦競相以“廣陳妓樂”，購置“竹木池館”，追求“樹石幽奇”為樂。《真日唐書·杜佑傳》，《白居易傳》：《李德裕傳》。其餘”貴官清品，溺其賞宴而遊，不憚清議”《舊唐書·王鍔傳附王稷傳》。者，更是不乏其人。在上層集團這種生活風氣的誘導之下，豪飲、嗜賭、雕飾、厚葬等奢華之習尚極盛一時。如“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唐語林》卷二《政事下》。遊樂活動通宵達旦地進行。各地夜市中，酒肆娼樓是生意最興隆的行業之一。長安“兩坊市間行不事家業，黥刺身上、屠宰豬狗、酗酒鬥打，及僦枸關節、下脫錢物、樗蒲賭錢等”，張鄰：《唐代的夜市》，《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1輯。多有所見。長安婦女侈於服飾，頭梳高髻，耳墜步搖（耳環），還配以紗披（肩巾）。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矢’。”《唐語林》卷六《補遺》。“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布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唐國史補》卷下。奢侈侈之風延及一般城市居民中，就連時人也不得不感漢“人雜五方，淫巧竟馳，侈偽成俗。”《全唐文》卷二七九，楊虛受：《請戒惡錢》。可見中唐之後的社會風俗奢靡到何等程度。
及至兩宋不僅汴京“都人侈縱”，臨安以“風俗輕靡”而聞名於世，而且奢靡風氣像瘟疫盤傳播全國。川陝四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尚奢靡”《宋史·地理誌五》。；兩浙路，“俗奢靡，而無積聚”《宋史·地理誌四》。；吳中（今揚州），“人哆奢少儉，竟節物好遊邀”。據《圖書集成·職方典·風俗》和《湖北通誌·輿地誌·風俗》記載，湖南的華容，江西的彭澤，湖北的漢陽、蘄州、鬆滋、蒲圻、黃安、安陸、襄陽、竹山、竹溪、江陵等地都出現了其俗“漸習奢華”的情況。
到了明代，奢侈之風更甚，以食風為例，奢侈之風幾乎刮遍了大江南北，如江蘇興化，“近乘侈靡，杯盤羅列，堆積滿案”；河北正定，“奢靡漸名，富家善宴會，貧者亦踵相效”；山東博平，“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江蘇鬆江，“水陸奇珍百佘晶，而細果如鬆、杏、蓮子、瓜仁之屬，裝綴若魚鱗，高一尺有奇，……動費百金”；江蘇蘇州，士夫請客，“肴晶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山東鄆城，“飲食器用及婚喪遊宴，盡改舊意。貧者也槌牛鮮，合饗群祀，與富者鬥豪華，至倒囊不計焉”。
從漢族曆史上奢侈之風形成、發展和變遷的曆史過程中難道我們從中不能得到警示和借鑒嗎？所以，在今天人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時候，前車之鑒，我們必須防止和反對奢侈之風的滋長，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
其三，是由風俗史研究的陶冶作用所決定的。俗話說：“曆史是生活的教科書”。一個民族的風俗史在廣闊的範圍裏，即從生產，生活、禮儀、歲時、信仰和社會風俗的方方麵麵；在不同的層麵上，即從宮廷到民間；從衣、食、住、行到婚、喪、生、誕，從農業、畜牧業到手工業、商業；從歲時到節日；從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佛、道及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從家庭到宗族，一言以蔽之，從物質風俗到精神風俗和製度風俗的層層麵上展示了一個民族有血有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