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之時，由於鐵製農具的普遍使用，耒、耜逐漸發展演變為犁。這個過程大致是這樣的：耒的前端最初是一段木棒，柄前曲分三段漸次彎曲，柄的前端有一段短木突出；踩之可以使耒頭入土，炳的末端有一段橫木，與柄與T字形，用以執手，待耒頭入土後，以乎按此橫木，便可啟土。後來發展成歧頭二齒，進而演變為一塊尖銳扁平的木板，有扁方銎長體式、扁方銎寬體式、橢圓銎長體式，橢圓銎寬體式等形製，俗稱為“耜”。戰國之時耜由木製改為局部用鐵後，即用鐵皮包耜頭，耜便演變成了犁杖和鏵頭，俗稱犁鏵，簡稱犁。
與犁的出現相應，春秋末已出現的牛耕在戰國普遍發展起來，因而原來用於宇廟祭祀的牛則普遍用於耕地了，《國語·晉語》即雲：“範、中行氏……會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孟子·滕文公上》記載了孟軻同許行弟子陳相的一段對話：孟軻問：“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陳相答：“然”。《管子·輕重乙篇》亦雲“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可見戰國之時“鐵”和“耕”、耜都已聯係在一起了。耜耕之俗已演變成犁耕之俗。
4.從遊耕到井田
先秦農俗在耕作上經曆了從遊耕到井田的發展過程。
夏、商剛從原始社會脫胎出來的時候，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對他們還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實行的是在一定的地方連續耕種二三年，然後撩荒，到另一個地方地耕種，二三年後再返還原處，或另找一個新的地方進行耕種。這樣不斷地撩荒，謂之遊耕。
由於遊耕耕作方式的決定性影響，夏、商兩代的都城曾多次遷徒。夏都初在大夏，後太康居斟尋（今河南鞏縣西南），後相即位，居帝丘（今河南濮陽西南）；後帝杼居原（今河南濟源西北），再自原遷於老後（今河南開封東北）以上均參閱《竹書紀年》。所以《逸周書·度邑解》雲：‘自洛延於伊，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可見夏代起碼在帝杼以前是在河南治黃河兩岸地區進行遊耕的。商代遊耕的曆史更加長久，張衡在《西京賦》中曾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在此所謂“前八”是指商湯建國前自契至湯14世八遷都城，據王國維《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一文考證八遷的地點是：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東都、殷、毫《觀堂集林》卷十二。；所謂“後五”是指湯至盤庚20世五遷都城，據《竹書紀年》的記載：仲丁自毫遷於囂（今河南滎陽縣敫山），河甲自囂遷於相（今河南豫西一帶），祖乙遷於庇（今河北邢台），南庚自庇遷於奄（今山東曲阜），盤庚自奄遷於殷（今河南安陽西北）五遷地望參閱孫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62頁。商代在盤庚前遷徒如此瀕繁，尤其是在成湯以前的八遷大多與遊耕的耕作方式有關，所以甲骨文中有“己已王卜，貞口歲商受年，王卜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年，北土受年”《殷契粹編》901。；卜問耕地，實行另換耕地的卜辭。
先秦撩荒遊耕的風俗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而逐漸穩定下來，發展成為體的井田風俗。
休耕，菑、新、佘的耕作方式，佘是種年年的不易之地；新是三年中種二年，體耕一年的“一易之地”；菑是三年中種一年，休耕二年的“再易之地”以上所引均見《周禮·地官·大司徒》。故《周易·無妄·六二》雲：“不耕，不菑佘，則利有攸往。”《尚書·梓材》亦雲：“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詩經·采芑》雲：“薄言采芑，於納新田，於此菑田。”就是《周禮·地官》中《大司徒》和《遂人》所述兩官的職責也是把菑、新、佘作為農事中的習慣來講的。
撩荒之俗遂變為休耕之俗，從而形成先秦獨具特色的耕作方式——井田風俗。
夏代大約到少康時已有井田。《世本作篇》雲：“伯益作井”在洛陽矬李和偃師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均發現有井《洛陽矬李遺簡報》，《考古》1978年第1期；《河南偃師灰嘴遺址試掘簡報》，《文物》1959年第10期。這就為夏代灌溉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從而促使耕作方式逐漸發生的根本的變化，形成了外有封疆，內有阡陌的井田。《夏小正》雲：正月“農率均田”。即每年正月春前重新分配一次土地，以確定“經界”《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騰文公上》雲：“夏後氏五十而貢”。都說明井田在夏代已逐漸成為主要的耕作方式，所以《左傳》哀公元年所記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才比較具體地記載了夏代的井田風俗。
商代在成湯建國以後，井田也逐漸成為商人主要的耕作方式，甲骨文中有不少記載，如“己已，王則（鋤）囗”；“王令多囗”；“王令囗隴”《殷契粹編》1221、1222、1544。等卜辭都說明商代已形成方塊狀的井田，其“田”字作囗；囗、囗等形，正是井田的象形。故《孟子·滕文公上》雲：“殷人七十而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