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皇帝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封建專製統治的象征與代表。據統計，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稱皇帝始，到1912年清代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告退位止，在2132年中，中國共有皇帝494人（其中包括死後被追封為皇帝的73人）。
這些皇帝一手掌握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大權，獨斷乾坤，決定著國家的命運與臣民的生死榮辱。其中固然不乏一些英才明主，但封建專製政治的獨裁製、終身製、世襲製、嫡長子繼承製、等級特權製的影響，更多地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暴君、昏君，還出現了不少娃娃皇帝、白癡皇帝、荒誕怪癖的皇帝等等。
在這些皇帝中，有一類非常特殊的皇帝，你說他無能，他在一個時段任賢使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你說他有能，他又幾乎斷送了自己的家族政權，使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的皇帝，唐玄宗是一個，明朝的明神宗也是一個。唐玄宗的失誤在於寵愛楊貴妃，不理朝政；明神宗的失誤又在什麼地方呢？一言以蔽之，一碗水沒有端平。
明神宗並非昏庸無能之輩，也正是因為他生性聰穎，才被明穆宗看重。他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很有見識，6歲時，他見穆宗在宮內騎馬奔馳，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王為天下之主，單槍匹馬地在宮中奔馳，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皇帝聽後深受感動，當不久，立他為皇太子。1572年，明穆宗病逝於乾清宮，年僅10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曆”，是為明神宗皇帝。
明穆宗給明神宗留下了一個非常團結的內閣班子，使他前期的十年能夠坐享其成，這十年是他備受後人讚譽的十年，也是他一生轉變的關鍵十年。在這十年期間，明神宗任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進行變法改革。
張居正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挽救了財政危機，使得萬曆年間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經濟飛速發展，使瀕於走下坡路的明王朝獲得了短暫的複蘇和繁榮。
張居正還是明神宗的老師，明神宗對這位霍光似的大臣是非常“孝順”的。他言必稱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課的時候，神宗總是囑咐太監將厚厚的毛毯放在張居正的腳下，以免凍著他的腳，張居正生病後，神宗更是親自為他熬藥。
張居正或者是感激明神宗的厚愛，或者覺得皇帝還小，或者習慣於執掌大權，或許各種因素都有一點兒。隨著明神宗年齡的增大，張居正還是獨攬大權，而且對皇帝異常嚴厲，這終於導致明神宗對張居正的不滿。這對君臣實際上在進行一場權力的博弈，張居正在皇帝年幼的時候，以首輔身份成為大明帝國的掌舵人。由於他取得了太後和宮內掌權太監的支持，明神宗年幼，也就自動放棄了自己的權力，君臣間形成一種雙贏的博弈，張居正替明神宗處理政務，明神宗坐享其成。
但隨著明神宗年齡的增長，必然產生失落感，而張居正大權不放，又以老師自居，仍對神宗嚴格要求，卻不給予他應該擁有的權力，終於導致明神宗的不滿，這就使得在張居正死後，明神宗迅速廢黜他苦心建立的一切善政，使大明帝國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
明神宗並非真正的糊塗，但由於他私欲過度，總是以自己為中心，使他在處理家事、國事的時候，很難按照世俗標準辦事，使臣民反對；而臣民的反對，又反過來讓他行為更加偏激，不依常理，終於導致了君臣之間長達三十年的冷戰，形成一種非合作性博弈。
明神宗與朝臣產生矛盾的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在立太子上的對峙。神宗有兩個兒子。長子朱常洛為明神宗寵幸一個宮女所生，後來宮女被封為恭妃，次子朱常洵為鄭貴妃所生。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有意立朱常洵為太子。但根據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則，應當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即嫡長子繼承製。嫡子必須是皇後所生，現在皇後無子，自然應當以長子為尊。因此，多數大臣主張立朱常洛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冊立太子一事拖了十五年，君臣之間形成一種非常微妙的博弈形勢，明神宗想依照自己的感情來確立自己的接班人，但大臣卻鑒於明朝的祖製來決定國家未來的繼承人。問題的症結就在於明神宗愛屋及烏，偏愛幼子，這就使君臣很難達成合作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