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武丁時農業生產的手段與過去相比，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進。就農業生產所使用的工具而言，商人所使用的，仍然是以木、石、骨、蚌一類材料製作的工具為主。木耒是商代人使用的最基本的農具。這是一種歧頭、兩齒、帶長柄的原始農具，用於刺土、起土和開挖窖穴與溝渠。耜也是商朝的基本農具之-，它用石製、骨製及青銅製造的耜頭套接在木柄上，作為複合工具加以使用，其性能類似於戰國秦漢的臿，再發展成為後來的鍬、鏟一類的工具。商時人們收割用的鐮刀一般用石製，也兼用蚌製。商時的青銅的形狀類似於銅斧，但裝柄的方式有所不同，其用途主要在於開挖土地。應當說，這類青銅農具的使用確是一種進步。
商時武丁時農業仍停留在使用耒耜進行粗耕的階段上，尚未出現畜力耕種，也未使用水利灌溉。盡管如此，商代的農業生產仍比過去有較大的發展，糧食產量及其剩餘也比過去有較大的增長。這種增長主要與商代國家有組織地對土地的開墾，以及與勞動者之間的協同勞動有關。商朝時的農作，包括商王令臣下進行的墾辟活動，都是采取集體勞作方式，或竟至以族為單位進行。這種集體勞作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在使用木石工具為主的生產條件下，不可能產生單獨的個人或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勞動者更不可能衝破當時以血緣為紐帶的各種“族”組織的束縛。商代人依靠各種“族”的組織，通過族眾的協同勞動，保障了耕地的日漸墾辟及農業生產的發展。
與農業相比，商代武丁時的畜牧業居於次要地位，但仍占相當比重。商時祭祀祖先大量使用牛、羊、豕，最多的一次達到使用“千牛”，說明商代人飼養牲畜的規模亦頗可觀。此外，作為農業與畜牧業的補充，商代武丁時的林木漁獵在社會經濟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遷都襲位，殷商繁榮
商朝中期，多次發生商王弟子爭奪王位的事件，造成了當時政壇的混亂，此混亂又導致了商朝國力的衰退和諸侯的叛離。
針對這種混亂局勢，盤庚與前幾位王一樣，采取了遷都的措施。目的在於通過建造一片“新邑”來擺脫舊都中各種勢力，尤其是其諸父家族勢力的影響，以使緩解王位繼承權的鬥爭。
盤庚是商朝第10世第18位國王，是繼他的兄長陽甲即位為王的。陽甲前一位國王是他的堂叔南庚，陽甲與之不屬於一個家族。陽甲即位後未曾有過遷都之舉，受到居住在舊都的南庚家族勢力的影響，因而其統治地位不很穩固。盤庚即位後，為了擺脫朝廷所處困境，便將都城遷至殷。
盤庚遷都以後，“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複興”。在盤庚以後，與以往“弟及”不同的是，其最後一個弟弟小乙不是把王位傳給其長兄陽甲之子，而是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武丁。武丁的繼位未曾受到王位紛爭的幹擾，這給他積聚國力，把商王朝推向強盛奠定了基礎。
武丁即位以前，由父親小乙的安排，他曾經長期生活在民間，親身從事農業勞動。小乙的目的是讓武丁知道民間的疾苦，懂得稼穡之艱難，以避免將來耽於安樂。武丁即位後，按照當時的禮製，要守孝三年，這就是“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政於塚宰三年”。也就是在守孝三年的時間中，不能過問國政，政事皆由“三公”大臣去處理。武丁雖曾“三年不言”國政，但“如何振興王朝”這一問題在他的大腦中一直在被苦苦地思索著。
武丁“三年不言”過後，武丁開始理治朝政，並得到了甘盤和傅說兩位賢臣的輔佐。其中對武丁起到更大輔助作用的是傅說。傅說和商湯時的伊尹一樣，都是後世推崇的能夠治國平天下的濟世之才。傅說的出身為“胥靡”，即被判罰服勞役的刑徒。他在從事勞役的過程中，被武丁派往各地尋求賢能的官員所發現。武丁同他談話，發現他果真是一位“聖人”，便立即任命他為“相”，使之“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並使之隨侍在自己左右，發揮規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