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還進一步整頓吏治，辦法一是製定各種法律條文，約束官吏；二是任用酷吏嚴格執行這些法律條文，懲辦違法官吏，當時出色的酷吏除張湯和趙禹之外，還有周陽由、義縱、王溫舒、尹齊、臧宣、杜周等人。公元前120年，漢武帝開挖昆明池，參加勞動的盡是被貶謫的官吏，至少有10萬左右，可見當時犯法的官吏之多，整飭之嚴。
此外，漢武帝還在兵製和法製方麵加強了中央集權，如在中央常備軍中增設八校尉，隸屬北軍；增設期門軍、羽林軍，隸屬南軍，又增設水軍等軍種。這樣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加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作戰和對內鎮壓的力量。
輕賦薄役，重農抑商
漢初，為了促進生產，調動農民積極性，漢高祖劉邦采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詔令：諸侯子弟回到老家的免除徭役六年；軍吏士卒爵位在六級以下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於公元前199年，又下令吏卒從軍到達平城以及守衛城邑的，都免除終身徭役。為了加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還采取了抑商政策。對大中商人和高利貸者，從身份上和經濟上加以抑製和約束。
文帝劉恒和景帝劉啟時，繼續執行與民生息的政策，同時注入了新的內容，使這一政策更為切合實際，更為寬鬆些。在文、景的統治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整個社會和國家都比較富裕了。
至漢武帝繼位，西漢經濟又出現緊張的局麵：匈奴渾邪王招降時，漢朝賞賜給他大量財物；山東發生水災時，郡國倉庫的錢糧用光了，隻得把72.5萬關東貧民遷到西北和東南，這一舉動又用去大量錢物，使縣庫大空。為解決財政困難，漢武帝在重農抑商的原則下進行了一次經濟改革：
第一，漢初，允許郡國私自鑄錢，文帝時“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於是“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不足以禁矣”。這一方麵造成幣製混亂，物價上漲，錢幣貶值，阻礙了商品流通。另一方麵也使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幣之權，富埒天子，威脅中央。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鑄錢，銷毀各地私鑄的錢幣，在全國成立專門的鑄幣機構。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鍾官負責鑄造，辨銅負責審查銅的質量、成色等。新鑄的錢稱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自武帝中葉以後到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間，五銖錢成為曆代封建王朝統一使用的標準貨幣。
第二，由國家統一經營鹽、鐵。這是漢武帝從經濟上向地方豪強爭奪財力的一場鬥爭。漢初，鹽、鐵由私人經營，國家收稅，特別是漢文帝時，富商大賈、豪強大族往往占有山海，他們使用成百上千的人在山區海濱或采礦冶鐵，或煮海製鹽，壟斷對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冶鐵製鹽業，這不僅影響中央的財政收入，也助長了分裂割據勢力，不利於社會安定。漢武帝為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打擊富商大賈的勢力，采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鹹陽的建議，於公元前118年下令禁止民間從事鹽、鐵業。把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中央，由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設置鹽、鐵專賣署，任命當地的大鹽商為鹽官或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當時所設的鹽官共有37處，鐵官49處，鹽鐵官營，加強了中央對經濟的管理權，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也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第三，為對付投機商人的囤積居奇活動，改善政府征收各地貢品的方法，漢武帝采納桑弘羊的建議，於公元前110年推行均輸、平準的新法，由國家統一調劑全國的運輸和物價。均輸，即調劑運輸，由大農令統一在各郡國設均輸官，負責將各地的貢品就近轉運販賣，再買當地特產轉賣。平準，即平衡物價，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作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國家掌握了大批物資，可調劑有無，平衡物價，防止富商大賈從中漁利。這一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又可使百姓免受富商大賈的盤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