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剛繼位不久的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自策試。在著名的“賢良對策”中，董仲舒指出漢初從高官子弟中選官和論資排輩的用人製度有很大的弊病，使大量的有才之士因為出身和資曆的限製而被埋沒。董仲舒提出了養士求賢的建議：興建太學，培養人才，革除陋習，“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漢武帝接受了這個建議，並製定了選官用人的方針，即《史記》中所記：“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古，無所阿私。”這條方針的實施，打破了論資排輩的陋習和軍功貴族獨占政府要職的局麵。以後，漢武帝又通過一係列法令、措施，建立並健全了由察舉、太學、征召以及公車上書等組成的、以選拔文官為主的用人製度。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不僅成為漢家的正統思想，還越出國界，傳播到東亞各國。圖為日本人塚田虎19世紀初詮注的儒家經典刻本。
自公元前140年全國大規模推舉後，漢武帝又於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06年幾次要求郡國推舉孝廉、賢良方正、秀才，並且規定不舉孝廉者罪。並允許官民上書言政，還下詔表示要將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用為“將相”或“使絕國者”（出使遠方國家的使臣），這就是漢朝的察舉選官製。武帝時，明文規定郡國各以人口比例定額選舉。科門有四：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學術和儒學，第三科是明習法令的法律人才，第四科是行政人員，元封五年又增加茂材異國科。漢武帝健全了這種選官方式，使察舉製完善起來。同時實行公車上書製，允許吏民直接向朝廷上書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毛遂自薦，武帝時上書言事的人很多。即位之初，“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
通過用人製度的改革，皇帝直接或間接地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製度，使地主階級中下層的知識分子踏上了仕途，擴大了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在漢武帝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學等方麵的人才，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經學家董仲舒，大政治家主父偃，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文學家司馬相加，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農學家趙過，大探險家、外交家張騫以及從牧羊人中提拔的卜式，從商賈中提拔的桑弘羊，從少數民族中任用的金日碑，再加上公孫弘、韓安國、鄭當時、蘇武、霍光等，構成了整個一代輔佐之臣、開拓將領，出現了“漢之得人，於茲為盛”，“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的興盛局麵。
削藩割疾，打擊豪強
西漢開國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諸侯王，這些諸侯王的封地和權力都很大，他們擁有軍隊，自置官職，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不斷增長，到文帝時濟北、淮南二王相繼謀反，屏藩漢室的諸侯王已經成為中央朝廷的嚴重威脅。當時，年輕的政治家賈誼尖銳地指出，藩王勢力是漢朝的一大疾病，必須設法割除；晁錯也提出相同的見解，主張削藩，但文帝沒有徹底推行他們的主張，景帝即位以後，充分采納了晁錯的主張，解除了藩王勢力對漢室的威脅問題。
漢武帝掌權時，封國又膨脹起來。當時全國共有20多個諸侯王國，有的封國竟連城數十，地方千裏，嚴重威脅著中央集權統治。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即允許“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過去每個諸侯大都有一大片土地，諸侯死後，由其長子繼承。而“推恩令”規定，除了長子外，其他兒子也可繼承封地。西漢一代王子侯計408人，其中大部為漢武帝實行“推恩令”時所封。從此，一個大的諸侯國很快就變成了許多小國，“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裏”，國小力弱，再也沒有能力與中央相抗衡。
淮南王劉安是漢武帝劉徹的叔父，劉安原打算參加七國之亂，因相國不同意而沒有發兵。劉徹執政後，劉安表麵吹捧漢武帝德配天地，恩及禽獸草木，以騙取信任，暗地卻與衡山王劉賜結為私黨，陰謀推翻漢武帝的統治。劉安私刻了皇帝禦璽，派人收買劉徹左右的大臣，並鑽進大將軍衛青部隊，準備時機一到即殺掉衛青，脅迫軍隊發動叛亂。公元前122年，劉安的謀士伍被揭發了劉安的陰謀，漢武帝派人追查，劉安知事已敗露，遂即自殺，衡山王劉賜也自殺而死。劉徹粉碎了這次叛亂陰謀，廢掉淮南、衡山二王屬地，分別改為九江郡和衡山郡，歸王朝中央直接統轄。為了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公元前112年，劉徹借口諸侯王和列侯所獻的金助祭的成色不好，分量不足，表現出對祖先的不敬，一次就奪去侯爵106人，把他們廢為平民。此外，還規定無後的、自殺的都要除國。漢初因功封侯的140多人，到武帝太初年間，就隻剩下5人了。
至此，王、侯二等封爵製度雖仍存在，但“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一方的局麵。漢武帝劉徹把全國分為13個州，每個州設一名刺史，任務主要是監察諸侯王、相、郡守，發現問題便直接向漢武帝報告，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西漢王朝中央政權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