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在削弱諸侯王勢力的同時，還采取打擊地方豪強的措施。隨著封建製度的發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強宗豪族。他們依仗權勢，武斷鄉曲，欺淩百姓，兼並土地，獨霸一方，對封建製度構成嚴重威脅。漢武帝對於這些豪強，一方麵繼續推行漢初以來遷徙關中的辦法，使之“內實京師，外銷奸猾”，以達到不誅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麵，則任用酷吏，誅鋤豪強。酷吏的活動，對於加強皇權、抑製豪強放肆起了顯著作用。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六七十年間，以“清靜無為”為特點的黃老之說盛行全國，統治者為了“反秦之弊”，希望以黃老的“無為”、“好靜”作為手段，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樸”的效果。的確，漢初由於統治階級奉行黃老之學，對安定政局、約法省禁、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由於無為、放任，卻給諸侯王和富賈豪強以擴張勢力、為非作歹的機會，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劉徹統治時期，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鞏固，社會經濟有了新發展，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已不能適應地主階級的要求，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從思想上加強統治，也即加強封建專製中央集權所采取的措施。從漢武帝以後，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一直曆經將近兩千年而不衰。
儒家思想和儒家學派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受到打擊，但到漢初已逐漸抬頭，如陸賈為劉邦獻馬上治國策，叔孫通為西漢王朝製定成套的禮儀製度，到了漢武帝繼位初年，儒家學派實際上已成為社會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而此時經濟已得到發展，統治階級的欲望也增強了，漢武帝需要有一種進取精神較強的統治思想來代替黃老“無為”思想。儒家學說恰恰適應了這種要求，它博大精深，具有包含政治、哲學、教育、文學、倫理各方麵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的特點，它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和道德觀，便於被統治階級全麵利用，尤其在升平時代更適宜用以控製人民。
董仲舒適應時代的要求，適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這一時期新儒家的代表。他在公元前140年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他的理論，主要內容有四：第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漢武帝繼位之初，丞相衛綰就提出：“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係統地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認為“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絕不利於政治統一，“臣愚認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度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要求統一思想，統一法紀，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統一在儒家思想範疇內。可見，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配合政治上的統一而求得思想上的統一。第二，強調大一統思想。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並說“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這從理論上為加強中央集權、“強幹弱枝”、天子至尊、一統天下找到了根據。第三，提倡“君權神授”，把道家的道統變成封建的法統。董仲舒提出“天人相與”、“君權神授”，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他進一步提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天子的職能是“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這樣，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權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來，使皇權成為“神授”而不可侵犯。這又為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且從“君權神授”說出發，董仲舒還極力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並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用宗教神學的觀點附會“三綱”，“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於是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構成了四種統治權力，從政治到倫理秩序規定了人與人、人與天關係的標準，當時對維護國家統一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時強調法製。儒家反對用嚴刑對待人民，主張施行“仁政”，董仲舒提出“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兼並之路”，防止過分的貧富分化，避免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同時，董仲舒也強調法製，在主張“以教化為大務”的同時，又主張“正法度之宜”，強調利用法律維護封建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