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這些主張，是從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出發提出的方案，為漢武帝集權中央、統一思想、一統天下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有利於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
此外，漢武帝為獨尊儒術，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教育體製，用儒家思想來培養封建地主階級的接班人。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興辦太學。太學完全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太學生數逐年增加。這些用儒家思想培養起來的人才，成為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最得力的維護者。除此之外，漢武帝還號召在郡國興辦地方學校，如當時蜀守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武帝大加提倡，推廣全國。這樣，儒學成為士人進身的階梯，這就把教育體製與用人製度和統一思想協調起來，天下士人為進入仕途，紛紛統一到儒家思想中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是為了滿足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需要，這一文化思想政策，與其政治、經濟集權和民族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僅對漢武帝時期的政權穩固、使西漢走向中興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對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
北伐匈奴，鞏固邊疆
漢初實行“無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上的聯係，為以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創造了有利條件，但這種政治也助長了西北邊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貴族的貪婪性和掠奪性，給西漢邊疆的吏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也給西漢的政權造成了很大威脅。
漢武帝時期，為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堅持推行抗擊和“征撫”的民族政策，不斷北伐匈奴，迫使匈奴北遷，出現“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的局麵，使中國北部地區得到開發；派人出使西域，確立西漢對西域的宗主地位；平定閩越和南越的叛亂，穩定了對西南地區的統治；開拓了東北和西北邊疆，使今新疆、甘肅西部開始進入中國的版圖，東北地區的疆域則從今遼東半島一直擴大到渾江、鴨綠江流域。
在秦漢之際，匈奴發展很快，勢力大增，不斷騷擾北部邊境，漢初因為經濟凋蔽，國力不足，再加上黃老“無為”思想的指導，對匈奴采取了和親政策，把漢室公主嫁給單於，每年送去大批的絲綢、糧食和酒等，與匈奴約為兄弟，但仍不能阻擋匈奴的侵擾。漢武帝時，隨著權力的不斷加強，國家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已無內顧之憂，反擊匈奴貴族的條件完全成熟了，漢武帝也一改“無為”政治，采用儒家思想，推行多欲進取政治，對匈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反擊。
公元前135年，匈奴派人來請求和親，漢武帝召集百宮廷議，和戰辯論甚為激烈，結果以韓安國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風，漢武帝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和親，把一民間女子裝扮成公主，嫁給匈奴單於。第二年，雁門馬邑土豪聶一知道王恢是朝廷內主戰派代表，便向他獻計說：“現在匈奴正和中國和親，不會懷疑，我們把它引誘進來，用伏兵襲擊，定能取勝。”王恢向漢武帝諫言後，漢武帝又召集大臣廷議，發生了第二次和戰辯論。漢武帝首先發言，定下了主戰的調子，王恢引古論今，舌戰群雄，強調了反擊的好處和誘敵必勝的結果，最後漢武帝決定用武力反擊匈奴。
於是，漢武帝調兵遣將，積極準備。公元前133年，王恢派聶一詐降逃入匈奴，以殺死馬邑官吏、開城相迎引誘單於前來，漢武帝在馬邑旁的山穀裏埋伏了30萬大軍，以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和韓安國等人為將軍。不料，單於進到離馬邑百裏遠的地方，發現田野裏有很多騾馬，卻沒有一個牧人，覺得奇怪，便下令攻打附近的烽火亭，捉住一個尉吏，探知了真相，於是便退兵逃走。此後，漢武帝下令采取備戰措施，征調民工在雁門一帶修建防禦工事，儲備軍糧，加緊訓練軍隊。在這以後，漢武帝對匈奴用兵15次，其中最重要的有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三次。
公元前129年，匈奴大舉入侵，進到上穀地方，殺人放火，掠奪財物，漢武帝下令反擊，結果除衛青一路獲勝外，其餘三路都大敗而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春，匈奴侵擾上穀（郡治在今河北懷來縣東南）、漁陽（郡治在今北京密雲縣西南），殺掠吏民數千人。武帝采取胡騎東進、漢騎西擊的避實就虛作戰方針，命車騎將軍衛青、將軍李息出雲中，沿河西進，對盤踞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樓煩王、白羊王的軍隊，進行突然襲擊，殲滅數千人，獲牛羊百餘萬頭，乘勝進至高闕（塞名，在今內蒙古杭錦後旗東北），沿黃河折而南下，直達隴西（今甘肅臨洮縣），奪回河套南部地區，於其地設置朔方（郡治在今內蒙古杭錦旗北）、五原（郡治在今內蒙古包頭西北）二郡，並重新修繕秦時所築舊長城。同年夏，漢王朝募民十萬徙於朔方，以充實邊防力量。